“民贵君轻”是孟子对政治正当性所作的概括，语句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不是说民众拥有后世意义的主权，而是规定衡量政治成败的优先次序：百姓能否安生，国家共同体能否保存，最后才是君主的尊荣。它把君位从神圣终点改写为受托的政事。

“民”在孟子语境中首先指承担赋役、受政令影响的民众；“社稷”兼指国家共同体及其祭祀象征。三者并列，说明孟子并未鼓吹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君主仍是王道施行的关键，但其权力须以保民、养民和得民心为条件。若君主残害百姓，政治秩序的名义就不能替他免罪。

孟子把民本原则落实在仁政措施上。他要求制民之产，使百姓有恒产而有恒心；又反复批评征伐、重税与暴政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贵民的关键，是让耕者、老者、幼者都能获得持续生活条件。君王若能“保民而王”，便可由一国推及天下；若只追求宫室苑囿与兵战功名，则即使拥有强国，也不合王道。

“民为贵”还与民意、天命相连。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又以百姓归附与否判断统治者是否失道。百姓在长期受治中的归往、离叛与生死，正是天命显现的途径，君主不能只以血统和旧制自证正当。

孔子较少使用“民贵君轻”的排序语言，却把“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道之以德”作为为政要求。他强调君主修身、任贤与教化，认为上位者的德行会影响民众。孔子并未否定君臣名分，民本更多表现为不扰民、取信于民和以德导民。

孟子把这些要求推进为王道论的正当性判断。他以“不忍人之心”说明仁政根源，以“民为贵”说明君位可被放逐：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是否可，孟子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诛一夫并非弑君。孟子仍承认社稷的公共价值，但社稷也不能成为暴君伤民的护身符。

荀子同样重视“安民”“富民”，并从礼义、分职和君臣制度说明国家如何稳定。他强调君主是群体统合的枢纽，较少使用孟子式的三者排序；然而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虽出自后世史传概括，却与其重民生、明分守职的思路相通。三家都要求政治养民，孟子尤其把民众福祉置于检验君位的首要位置。

民贵君轻与“王道与霸道”直接相连。王道以保民、施仁政和使百姓归附为本，霸道则可能凭武力与权术暂时服众；孟子认为没有仁义根基的强力不能长久。它也与“为政以德”相通：德政要在民生、刑赏和教化上产生可感的效果。

民本又不同于把民众当作被动对象的“养民术”。孟子要求君主反求诸己，听取民怨并改正政失；但他仍以君主、士大夫和礼义秩序为政治主体。

秦汉以后，“民贵君轻”常被引作民本传统的核心语句，历代政论家据此讨论荒政、谏诤与君臣责任；宋明儒者又把它纳入王道、心性与天理的体系。后世解释扩大了“民”的政治含义，却不应把现代主权、权利等概念直接回填孟子原文。先秦语境中，它首先是以民生和民心裁量君主德性的王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