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是人在危险、贫困、压力或重大选择面前能够果敢行动、承担后果的德目。古文字中的勇与用力、力量相涉，先秦论勇却很少把身体强悍本身当作价值；勇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服务于仁、义和公共责任。没有正当方向的冲动，只是血气或好斗。

因此，儒家常把勇列入智、仁等德性系统考察。勇使人能执行所知、坚持所当为，智则帮助辨别方向，仁使行动不伤人，礼为行动规定分寸。勇既可能成就义举，也可能因轻率而酿乱，关键在于它是否经过判断与自我约束。

《论语·宪问》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把勇表现为面对艰难时不被恐惧完全支配；这并不意味着勇者没有危险意识，而是能够在判断清楚后承担应负的责任。《论语·为政》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把勇从战场和争斗移到日常道德选择，见到应做之事却因利害退缩，同样是缺乏勇。

孔子同时警惕“好勇疾贫，乱也”。若只好逞强又不能安于贫困，便会因急于求利而扰乱社会。勇必须与安贫、知耻、守礼相连，不能以声音高、行动快或敢于冒险作为唯一尺度。

孔子重视勇在行动中的不惧与担当，却将它置于仁、智、义的判断中。勇者不是任性冒进的人，而是在“见义”之后敢于实行的人；如果对象不义，越勇猛越可能造成伤害。

孟子把勇与守志、守义联系起来。面对富贵、贫贱和威武都不改其志，是把外在压力转化为人格坚守；“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更强调义士预先承担最坏后果。孟子所谓大勇，核心在不失其道，而非战胜他人。

荀子更明确地区分小人之勇与君子之勇，强调礼义、法度和师法对血气的化导。勇若无礼，容易争斗；勇若有义，才能在职分中尽责、在群体中成事。三家都反对无方向的蛮勇，孔子重见义而为，孟子重守志不屈，荀子重以礼义教化血气。

勇与义的关系最紧密：义告诉人何事应为，勇使人不因利害而退。勇与智也不可分，若不能辨是非，只会把鲁莽误认成决断。仁则为勇规定不可伤人的底线，礼使勇在言语、争执和政治行动中保持分寸。

知耻是勇的反面支点。知道可耻之事，才会有勇气拒绝不义、承认错误和改过；一味维护面子，反而会驱使人逞强。儒家所赞的勇常表现为进谏、守义、赴难和担当职分，而非追逐危险或压倒弱者。

汉代以后，勇逐渐与武事、忠烈和军事伦理相连，后世又常以勇烈故事塑造道德典范。这样的扩展保留了担当的一面，却可能遮蔽先秦对血气之勇的警惕。按孔孟荀的原意，勇必须由仁义、智与礼共同裁定，首先是面对正当责任时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