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卫国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他少孔子三十一岁，据此生年约在前520年，卒年无可靠定说。他是孔子周游时期的重要弟子，也曾参与鲁、卫政治。《史记》叙写他游说诸侯、存鲁乱齐，情节完整而戏剧性强，具体过程仍须审慎看待。

《论语·先进》将子贡与宰我并列“言语”科。他思路敏捷，善由问答推进义理。孔子称他为宗庙贵重礼器“瑚琏”，也常纠正其自负。子贡自认颜回能闻一知十，自己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认可这一判断。他又能从《诗》句领会贫富境遇中的德行进阶，获许共同谈诗，是孔门问学相发的典型。

《论语·先进》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即他从事货殖，判断行情常能应验。《史记·货殖列传》进一步把他写成富商；经商有文献根据，经营规模则多出自较晚叙事。

他向孔子追问为政条件。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若不得已则依次去兵、去食，而“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显示子贡善用递进提问。孔子死后，叔孙武叔贬孔子，子贡以宫墙和日月为喻反驳。庐墓六年之说主要见《史记》，属于其尊师形象的后续记载。

子贡的思想特色首先在善于把德行置于具体差等中考察。他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孔子肯定之后又提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更高层次。子贡随即引用《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领会修养须不断进益（《论语·学而》）。这表明财富本身并非道德定论，关键在不谄、不骄，并进一步达到乐道好礼。

子贡也接近忠恕原则。他说不希望别人加给自己的事，自己也不愿加给别人，孔子却答“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这不是否定方向，而是提醒互不相加的要求极高，不能因能言便自许已经做到。关于孔子学说的范围，子贡有一句重要观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的“文章”指礼乐文献与可见教言，说明孔门日常教学更集中于人伦实践，性与天道并非随处系统讲授。

《论语》里的子贡言辞活跃，常以提问引出孔子判断。孔子许他能举一反三，又以“女器也”肯定其才而暗示局限。他与颜回形成对照：颜回沉静安贫，子贡敏锐多能，二人各从所长趋向成德。

《史记》中的子贡更像纵横家与富商，凭辞令转动列国局势。这可能吸收了战国游说故事的模式，与《论语》中较克制的言语科高足不尽相同。两类材料都保存了他的机敏与尊师，事功规模却有明显层次。

子贡后来列入孔门十哲，并在孔庙从祀体系中居重要位置，历代受封，明代改称“先贤端木子”。后世既尊他为善言能政的孔门高弟，也常以其货殖成功推为“儒商”先声；后一称谓带有较强的后世分类意味，不宜反过来概括春秋时代的全部活动。就先秦文献而言，子贡最突出的仍是善问、善喻、能任事，并在现实才具与道德自省之间不断接受孔子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