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美，集于一章——《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深度解读

第三章：乘殷之辂——质朴之德与器用之道

一、"辂"为何物？

夫子答颜子之问，第二句是"乘殷之辂"。"辂"者，车也，具体而言是天子或诸侯所乘的大车。

先秦之世，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的象征、礼仪的载体、军事的利器。从上古传说中黄帝造车，到三代贵族的车马之制，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周礼·春官·巾车》详细记载了周代的五辂之制：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

周代之车，分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等，用于不同的场合——祭祀、接待宾客、朝会、军事、田猎。装饰极为华丽繁复——玉饰、金钩、象牙、龙纹、丝缨，层层叠叠。

而殷商之辂，相比周代的五路，则要质朴简素得多。殷人之车，以实用为主，装饰较少，体现的是一种"尚质"的文化精神。

二、为什么选殷之辂而不选周之辂？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涉到夫子对三代文化特征的深刻理解。

夫子对三代文化有一个经典的概括，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此处夫子赞叹周代文化的"郁郁乎文"，并表示"吾从周"。然而，在"为邦"方略中，夫子却选择了殷之辂而非周之辂。这是否矛盾？

不矛盾。夫子"从周"是就整体的礼乐文明而言，因为周代在礼乐制度上最为完备。但在具体的器用——比如车辆——方面，夫子认为殷商的质朴风格更为可取。

为什么？

因为车辆作为日常器用，过度的装饰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不良风气的开端。《论语·八佾》中夫子的另一段话可以帮助理解：

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礼仪如果要在奢华与俭朴之间选择，夫子宁可选择俭朴。同理，车辆如果要在华丽与质朴之间选择，夫子宁可选择质朴。因为车辆的首要功能是实用——运载人员、输送物资——而不是炫耀身份。殷之辂正好体现了这种"务实而不务华"的精神。

三、"质"与"文"的辩证——三代文化的内在逻辑

夫子对三代文化的理解，有一个深层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概括为"质"与"文"的辩证关系。

《论语·雍也》载：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内在的实质、朴素的本性；"文"是外在的修饰、礼仪的形式。"质胜文"就是内容压倒了形式，显得粗野；"文胜质"就是形式压倒了内容，显得浮华。只有"文质彬彬"——质与文恰到好处地配合——才是理想的状态。

三代文化恰好体现了质与文的递进关系：

《论语·为政》引夫子之言：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从夏到殷，从殷到周，文明在"文"的方面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夏代尚质朴，殷代有所增益但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质朴，到了周代则"郁郁乎文哉"——文饰达到了巅峰。

然而，文饰的巅峰也潜藏着衰败的危机。当"文"过度膨胀，压倒了"质"，礼就变成了虚文，乐就变成了靡音，车辆就变成了奢侈品。夫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危机——礼崩乐坏，表面上的仪式越来越繁复，内在的精神却越来越空洞。

因此，夫子在"为邦"方略中选择殷之辂，实质上是在做一种"补偏救弊"的工作——在器用方面回归质朴，以矫正"文胜质"的偏向。

四、上古视角：车与天地通行

从上古神话的视角来看，车有着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

在先秦的宇宙观中，天有天车，日月星辰的运行就被理解为"乘车而行"。《周易·乾卦》所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就是一个天子乘车巡行天下的意象。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虽然此处未直接言车，但十日的轮替运行，在上古神话中是与"日车"联系在一起的——太阳乘车从东方升起，行经天空，至西方落下。

人间天子所乘之辂，在象征层面上，就是"日车"的人间对应——天子乘辂而行，如同太阳乘车而行，代表着天道在人间的运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夫子主张"乘殷之辂"，就不仅仅是器用选择的问题，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天子之车应当质朴、应当实用，因为天道本身就是质朴而实在的——日升日落，寒来暑往，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恒常的运行。

五、道家视角：器用之朴与道之素

从道家的角度来看，夫子选择殷之辂的质朴风格，恰好暗合了道家"朴""素"的理想。

《老子》第十九章云：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见素抱朴"——保持素朴的本色，持守朴实的本性。老子先生此言虽然是针对整个社会文化的批评，但其精神与夫子选择殷辂的理由有相通之处：器用应当保持朴素，不应过度修饰。

《老子》第八十章又云：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老子先生的理想更为极端——即便有车船，也不去乘坐。这与夫子"乘殷之辂"的立场有所不同：夫子并不否定车辆的使用，只是主张用质朴的车辆。但两者在"反对过度文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庄子·天地》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

庄子先生此段论"道"之覆载万物，用了"洋洋乎大哉"来形容——广大而不加修饰，充盈而不事雕琢。殷之辂的质朴，正有这种"大朴不雕"的气象。

六、"车"与"国之重器"

在先秦的政治语境中，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国之重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此处"郊次"即在郊外等候，"素服"则是穿着朴素的丧服。这是秦穆公在殽之战败后迎接败军时的情景。一国之君的服饰与车驾，直接反映着邦国的品格。

《国语·周语》载：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不足也，故颂以广之。

天子的一切器用，都应当导利于上下，使神人百物各得其所。车辆作为天子最日常的器用，其质朴或奢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

夫子选择殷之辂，是在告诉颜子：为邦者的日常器用，应当以质朴实用为原则。上行下效，如果为邦者乘坐的车辆质朴简素，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不会流于奢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