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子》首章对勘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与《老子》开卷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先秦思想中最堪对读的两段文字。老子之意：凡可以言说而定著的道，即非那恒常之道；凡可以命名而固指的名，即非那恒常之名。道一落言诠，即成陈迹；名一经指实，即失其真。《系辞》之意：凡可以编为定例的《易》，即非那屡迁之《易》；执辞为典要者，得其筌而失其鱼。两者所警惕的，是同一件事——语言与成法对活的道的凝固作用。

然而两家由此开出的方向，却大有异趣，此正是儒道分途之所在。老子既知言之不可执，遂趋于「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庄子承之，于《天道》篇借轮扁斫轮之喻，把这层意思推到极处。轮扁谓桓公曰：「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斫轮之妙，「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道之精微不可传于言，故凡书皆糟粕。《庄子·外物》又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只是筌蹄，得意则当忘之。

《系辞》的作者显然深知此难。《系辞上传》自己就记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这一问，与轮扁之讥如出一辙——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六经皆糟粕矣，《易》独能免乎？《系辞》的回答是一个转身：「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言不尽意，故不徒用言：立象、设卦、系辞、变通、鼓舞，五者层层相济。象非言也，象是一种「不定指」的符号——「潜龙」不专指某一龙、某一人、某一事，它是一个虚位以待的意象，万事之含此理者皆可入之。卦非言也，卦是可动可变的结构，此卦可之彼卦，一爻动而全局改。正因为《易》的表意单位是象与卦而非定义与条例，它才能既「书」而又不死于书，既「言」而又不胶于言。「不可为典要」正是对这套符号系统的使用说明：象本虚设，故不可实指为典要；卦本待变，故惟当唯变所适。可以说，老庄看到了「言不尽意」便主张离言，《易》看到了「言不尽意」却发明了一种自带流动性的言——一种以自身的不确定性来匹配道之屡迁的书写。这是先秦思想应对同一难题的两种天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