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道与有常道：分歧的深处

再往深处看，《老子》说「非常道」，《系辞》说「不可为典要」而又说「既有典常」，两家对「常」的安顿并不相同。老子并非无常，其常在「复命曰常」「知和曰常」，在那不可道之道自身；一切可道者皆非常。《系辞》则把「常」安放在变化的法则性之中：变是常的，变之有往来、有消息、有物极必反，是常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化本身有其可知之象、可循之理。故《易》敢于系辞，敢于著书，敢于说「既有典常」；老子则宁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命名已是不得已。一个「强为之名」，一个「系辞焉而明吉凶」，一收一放之间，儒道气象判然。

但两家在实践层面又惊人地趋同。《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又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虽为后人兵家之语所本，而老子固已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水之为喻，正是「唯变所适」的具象：水无定形而随器赋形，无定向而就下必达。《系辞下传》论九卦之德，谓「巽以行权」；孟子亦极重「权」字：「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执一贼道，正是「为典要」之害的孟子版表述。嫂溺援之以手，礼与权之间，孟子毅然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礼是典常，权是唯变所适；无典常则无所据，无权变则典常杀人。《论语·子罕》记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居为学次第之最上——立乎典常者众，能唯变所适者寡。可见「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并非《易传》的孤明独发，而是先秦儒家「权」论与道家「水」喻共同指向的智慧高地；《系辞》的贡献，在于把这智慧铸入了一部书的读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