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人物考论

第七章：臧文仲其人——《左传》所载行事

臧文仲，名辰，鲁国大夫，臧氏之宗主。欲理解孔子何以谓之"窃位"，须先考其平生行事。

臧文仲在《左传》中出现甚多，其事迹可分数端论之。

一、政治才干方面。臧文仲为鲁国执政时间甚长，历事数朝，政绩颇著。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鲁国与齐、晋等大国的周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臧文仲在国内饥荒之时，主张以国之宝龟贿赂齐国以求得粮食救济，可见其务实之风。僖公十九年，宋襄公拘执滕宣公，臧文仲曰："宋其不长。"又曰："臧文仲闻六与蓼灭，叹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可见其有远见卓识，能洞察时势。

臧文仲之政治才干，尤见于外交场合。春秋时代，鲁国处于齐、晋等大国之间，外交周旋至为重要。臧文仲多次代表鲁国出使或参与诸侯之会，其言辞得体、对策灵活，多能维护鲁国利益。《左传》载其在多次外交场合的表现，皆可称善。他还善于观察国际形势，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往往一语中的。如前所引"宋其不长"之论，后来宋襄公果然在泓之战中败于楚，可见臧文仲的政治眼光确实过人。

此外，臧文仲在内政方面也有建树。他参与了鲁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在鲁庄公死后的继承危机中，臧文仲的政治智慧也发挥了作用。鲁国在其执政期间，虽然面临来自齐国的巨大压力，但基本保持了稳定，这与臧文仲的治理不无关系。

正因为臧文仲在政治上确有可称道之处，他的"窃位"才更令人惋惜。一个无能的执政者不举贤，人们或可归之为"不知"——他没有识别贤才的眼光。但臧文仲明明有过人的政治眼光（能知柳下惠之贤），有充分的执政资源（长期居于权力核心），却不举荐贤者，这就不是能力问题了，而是意愿问题。才能越高、资源越多、知见越明，不举贤的过错就越大——因为你越有条件做正确的事。

二、文化贡献方面。臧文仲在鲁国礼制文化的维护和传承方面有所贡献。《左传》载其多次参与礼制讨论，对鲁国的制度建设有所建树。他的若干言论被时人所重视和引用。《国语·鲁语》对臧文仲的记载尤为丰富，保存了他的诸多政论与名言。

三、受到批评的行为。然而，臧文仲也有不少受到批评的行为。《左传》文公二年载其卒时的评价，虽赐谥曰"文"，但也提到了一些争议。《国语·鲁语》载展禽（即柳下惠）对臧文仲的多次批评，涉及其祀爰居、纵逆祀、废六关等事。这些批评表明，臧文仲虽然有才干，但在礼制方面并非无可指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并非仅此一条。《论语·公冶长》载："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此章批评臧文仲养大龟（蔡即大龟），并为之建造装饰华丽的房屋（山节藻棁——斗拱刻成山形，梁上短柱画以藻纹），僭越了礼制规定的等级。孔子反问"何如其知也"——他的智慧在哪里呢？这意味着，孔子认为臧文仲虽然被时人视为智者，但在关键问题上却并不明智。

《左传》文公二年亦载孔子之评论。此年臧文仲卒，鲁国按礼制为之立后。《左传》记载了时人对臧文仲的总体评价，其中涉及"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之论。所谓"不仁"，一是废六关，二是妾织蒲，三是不举柳下惠。所谓"不知"，一是祀爰居，二是作虚器，三是纵逆祀。此评价虽非孔子直接所发（《左传》此段是否为孔子之语，学者有不同看法），但其中"不举柳下惠"一条恰与本章相合，可见此事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批评。

四、臧文仲之历史地位。综合来看，臧文仲是春秋前期鲁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才智被广泛认可——事实上"臧文仲之智"在当时几乎是智慧的代名词。但正因如此，孔子的批评才更有分量：一个被公认为有智慧的人，明知柳下惠贤能却不加举荐，这不是智力不够的问题，而是品德有亏的问题。你有能力识别贤才（知），你有权力举荐贤才（位），你却不举荐（不与立），那你的位子就是白占的——这就是"窃位"的完整逻辑。

第八章：柳下惠其人——贤者之典范

柳下惠，展氏，名获，字禽，一字季，鲁国人。其食邑在柳下，谥曰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是"贤者"的典范人物之一。

一、柳下惠之世系。柳下惠为鲁国公族之后。展氏出自鲁孝公，与臧氏同为鲁国公族旁支。据《左传》，展禽（柳下惠之名）为鲁国士师。士师者，掌管刑狱之官也，位不甚高，大体相当于司法官吏。这一点值得注意：柳下惠并非完全没有官职，但其位与其德不相称——以他的才德，应该得到更高的任用。

二、柳下惠之德行。柳下惠之所以被称为贤者，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直道事人。《论语·微子》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做士师，被罢免了三次。有人劝他离开鲁国另谋出路，他回答说：如果我坚持正道来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罢免呢？如果我歪曲正道来侍奉君主，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呢？这段对话深刻地展现了柳下惠的人格——他不愿意为了保全官位而放弃原则，也不愿意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坚守原则，承受后果，但不逃避。

此段对话之精妙处，在于柳下惠以两个反问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合：直道事人则处处被黜，枉道事人则何须离乡。无论直道枉道，结论都是留在鲁国。但两者之间的意义天壤之别——直道事人而留，是高贵的坚持；枉道事人而留，不过是苟且偷安。柳下惠选择了前者，这正是他被称为"贤"的根本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柳下惠的"三黜"本身就说明了他在鲁国政治环境中的困境。士师是掌管刑狱的官吏，这一职务要求持正执法、不徇私情。柳下惠以"直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不偏不倚，这必然会得罪权贵。他被三次罢免，恰恰说明他在其位尽其责——做了士师该做的事。而他的被罢免和不被举荐，又恰恰说明了鲁国政治的问题——正直的人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其二，不辱己身。柳下惠最广为人知的品行，是他的廉洁自持。"坐怀不乱"的故事虽然最早的明确文本出现较晚，但柳下惠之清廉正直，在先秦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孟子·万章下》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意思是即使用三公之位来交换，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此语极为有力——三公是人臣之极，天下之至贵。一般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荣位，柳下惠视之如弃敝屣，只要会损害他的操守，就绝不接受。

"不以三公易其介"这句话，与本章"不与立"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臧文仲不给柳下惠官位（不与立），但柳下惠本人却不稀罕这官位（不以三公易其介）。这种对照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真正的贤者往往不追求权位，而追求权位的人往往不够贤能。孔子批评臧文仲不举贤，不是因为柳下惠需要权位（他不需要），而是因为天下需要贤者在位（国家需要）。举贤不是为了成全贤者的个人追求，而是为了成全天下的公共利益。

其三，和而不流。《孟子·万章下》记载了孟子对古代圣贤的分类。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孔子是"圣之时者"。将柳下惠列为"圣之和者"，是对他极高的评价。所谓"和"，是能够与各种人相处，不自命清高，不与世隔绝，但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

孟子对"圣之和"的具体描述极为传神。《孟子·万章下》云，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不因为君主不好就觉得耻辱，也不因为官职低微就觉得卑下。"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被任用时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被遗弃闲置不怨恨，处于困窘不自怜。"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与乡里之人相处，悠然自得，不忍离去。孟子总结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这些描述勾勒出一个极为独特的人格形象：柳下惠既不像伯夷那样孤高自许、与世隔绝，也不像一般士人那样汲汲于功名利禄。他活在人群之中，与各种人和平相处，但始终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动摇。他不因环境恶劣而自暴自弃，也不因际遇不顺而愤世嫉俗。这种"和"的品质，需要极大的内心定力和极高的道德修养。

孟子进而论及柳下惠"和"之教化力量："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意思是听说了柳下惠的品德风范，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寡恩的人会变得敦厚。这说明柳下惠的影响不仅限于他自己的品行，还能够辐射到周围，改变别人的品格。这样一个人，如果被举荐到重要的位置上，其教化力量将惠及整个国家——这正是孔子批评臧文仲不举荐他的深层原因。一个国家少了柳下惠这样的人在位，不仅少了一个能干的官吏，更少了一种道德的感召力。

三、柳下惠之言论与事迹。《国语·鲁语》保存了柳下惠（展禽）的若干重要言论。这些言论多涉及礼制与政治批评，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和坚定的立场。

其一，论祀爰居。海鸟爰居止于鲁国东门之外，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批评说：这不合礼。祭祀有其规范，并非什么都可以祭的。对于不了解的怪异现象，正确的做法是存而不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祭祀。展禽此论，既批评了臧文仲在礼制上的失当，又显示了自己理性务实的态度。展禽的论证方式非常严密：他从祭祀的基本原则出发，引述先王之典制，层层推论，最终得出"今兹海其有灾乎"的预测。这种以礼制为基础、以理性为方法的论证方式，显示出展禽不仅精通礼制，而且善于运用逻辑推理。相比之下，臧文仲因为一只海鸟的出现就举行祭祀，显得迷信而轻率。

其二，论废六关。臧文仲废除了鲁国的六处关卡。展禽认为这一做法不妥，因为关卡有其存在的意义——它是国家管理边境和交通的重要手段。废之则无以控制出入，有碍国家安全。此论显示了展禽对国家制度的通盘考虑。展禽的批评不是简单地反对变革，而是基于对制度功能的深入理解。关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征收关税、盘查行人、防止逃亡等，贸然废除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展禽此论体现的是一种审慎的改革态度：不是不能改，但要在充分理解现有制度功能的基础上改。

其三，论妾织蒲。臧文仲让家中的妾织蒲席到市场上去卖。展禽批评说：大夫之家的妾到市场上去卖东西，这是与民争利，不合大夫之体。此论涉及先秦的经济伦理——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夫之家不应该从事商业活动与百姓争利。展禽此论的深层逻辑在于：大夫受国家之禄，其经济来源已有保障，无需从事商业活动。如果大夫之家也参与市场竞争，以其地位和资源的优势，必然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这种"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在先秦经济伦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汉代的盐铁论也涉及类似的讨论。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柳下惠绝非迂腐之儒。他的批评涉及宗教（祀爰居）、经济（妾织蒲）、国防（废六关）等多个领域，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次批评都有理有据，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这说明柳下惠不仅有高尚的品德，还有出色的政治判断力——这恰恰是一个执政者最需要的品质。

此外还须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展禽的这些批评都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他没有背后议论，而是当面提出异见。这种直言的勇气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在先秦的政治文化中，"直言"被视为忠臣之德——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展禽的直言，既显示了他对国家的忠诚（他关心鲁国的治理），也显示了他的无畏（他不怕得罪执政者）。这样一个人才，臧文仲不加举荐，确实难辞其咎。

值得追问的是：臧文仲对展禽的这些批评是什么反应？从《国语》的记载来看，臧文仲似乎并未因此而打压展禽，但也没有因此而举荐展禽。他对展禽的批评采取了一种"听而不从"的态度——承认展禽说得有道理（或至少不反驳），但不据此改变自己的做法，更不因此而对展禽另眼相看。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臧文仲不是不知道展禽的才德（他亲耳听到了展禽的精辟论述），但他就是不愿意举荐展禽。这正是孔子所批评的"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

四、柳下惠之历史影响。柳下惠在后世的影响极大。孟子推崇他为"圣之和者"，将他与伯夷、伊尹、孔子并列。《孟子·万章下》云："柳下惠，圣人也。"又云："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意思是听说了柳下惠的风范，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寡恩的人会变得敦厚。这说明柳下惠不仅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更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够感化他人。

第九章：臧文仲与柳下惠之关系考

臧文仲与柳下惠同为鲁国大夫，同为公族之后（臧氏出于臧僖伯，展氏亦出于鲁公族），同朝为官。两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本章的重要背景。

从《国语·鲁语》的记载来看，柳下惠（展禽）对臧文仲有过多次公开的批评。这些批评涉及礼制、政策等方面，且言辞直率，不留情面。这意味着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见分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展禽多次批评臧文仲，臧文仲并未对展禽进行报复或迫害（至少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说明臧文仲虽然在"举贤"方面有所缺失，但并非一个心胸狭窄、打击异己的人。他的"不与立"，更可能是出于消极的不作为（不主动举荐），而非积极的打压。

两人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臧文仲是执政大夫，手握用人之权；柳下惠是贤能之士，有德有才但位卑职低。臧文仲知道柳下惠的才德（从展禽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来看，他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不举荐他。柳下惠也不因此而怨恨臧文仲或离开鲁国，他选择坚守自己的岗位（士师），做好自己的本分，不以得失易其志。

这两个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关于权力与美德关系的典型案例：有权者不一定有德，有德者不一定有权。当有权者不愿意让有德者分享权力时，政治就出了问题。孔子所批评的，正是这种权力与美德的割裂。

第九章之附：鲁国政治格局与世卿制度

要充分理解臧文仲何以不举柳下惠，以及孔子何以如此严厉地批评这一行为，须对鲁国的政治格局和世卿制度有一番通盘的考察。

鲁国为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鲁国立国之初，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鲁，带去了丰富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之封于鲁也，分之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国因此成为东方最重要的礼乐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然而，鲁国的政治结构也因此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鲁国的政治权力长期被几个大的公族所把持。到春秋时期，最显赫的公族有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皆鲁桓公之后）以及若干较早分出的旁支，如臧氏（鲁孝公之后）、展氏（亦鲁公族之后）等。这些公族世代担任鲁国的卿大夫，形成了典型的世卿世禄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政治权力的分配主要基于血统和家族背景，而非个人的才德。你出身于哪个家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获得什么样的政治地位。这种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在社会流动性较低的古代，家族背景是一个人教育、修养、人脉等资源的重要保证。但它也有明显的弊端：它阻碍了真正有才德的人脱颖而出，因为你的才德再高，如果你的家族地位不够，你就很难获得与才德相应的政治位置。

臧文仲不举柳下惠，部分原因可能正在于此。虽然臧氏和展氏都出自鲁国公族，但两者在政治地位上有明显的高下之分。臧氏作为执政之族，地位远高于展氏。在世卿世禄的制度框架下，臧文仲主动举荐展氏之人来分享更高的政治权力，这在当时可能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孔子的批评恰恰指向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在孔子看来，用人应当唯贤是举，而不是唯族是举。你举荐一个人，应该因为他贤能，而不是因为他出身于哪个家族。家族背景不应该成为遮蔽才德的帷幕。当制度性的壁垒阻碍了贤者的上升时，在位者有义务打破这些壁垒——至少在你的权力范围内，你应该尽力做到这一点。臧文仲没有做到，所以他"窃位"。

鲁国世卿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的家族化传承。卿大夫之位不仅在一个家族内传承，而且这种传承往往与国家的公共利益无关——你的儿子继承你的位子，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贤能，而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这种制度使得执政者天然倾向于维护本家族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公共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举荐外姓之贤反而成了一种需要克服家族本位主义的道德行为——它要求你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家族的利益之上。

春秋中后期，鲁国的三桓势力日益膨胀，甚至凌驾于公室之上。《论语》中多次提及季氏的僭越行为，如"八佾舞于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八佾》）等。这种世卿大族的跋扈，正是世卿世禄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从这个大背景来看，臧文仲的"不与立"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失误，而是整个世卿制度逻辑的必然产物。孔子批评臧文仲，实际上也是在批评这种制度——一种鼓励人们为家族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制度。

鲁国的政治传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重礼乐。鲁国以保存周礼著称，对礼制的讨论和争议在鲁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臧文仲与柳下惠之间的分歧，很多都集中在礼制问题上（如祀爰居、废六关等）。这说明在鲁国的政治文化中，礼制不仅是规范行为的准则，更是政治辩论的主要议题。柳下惠在礼制方面的见解往往比臧文仲更为正统和深刻，这使得臧文仲的不举荐更加显得不合道理——你不仅不举一个贤者，还不举一个在你最看重的领域（礼乐）比你更精通的人。

第十章：孔子论臧文仲之系统考察

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并非仅见于本章。综合《论语》与其他先秦典籍，孔子对臧文仲的态度可以做一个系统的考察。

第一条材料，即本章"窃位者与"之批评，矛头指向其不举贤。

第二条材料，《论语·公冶长》："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此处批评臧文仲为大龟建造僭越规格的房屋，质疑其所谓的"智慧"。"居蔡"之"蔡"即大龟，"山节"即斗拱上刻以山形，"藻棁"即梁上短柱画以藻文。按礼制，这种装饰只有天子之庙才能使用，臧文仲为龟居而用之，是僭越。孔子以反问句"何如其知也"（他的智慧在哪里呢？），对臧文仲的智慧表示质疑。

这两条批评合在一起看，可以发现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臧文仲被时人公认为智者（《左传》中多次提及臧文仲之智），但孔子认为他的智慧是有问题的——在礼制上他僭越（居蔡山节藻棁），在用人上他失职（知贤不举）。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聪明过人，而在于知礼守礼、举贤任能。一个不知礼、不举贤的人，即使再聪明，也算不得真正有智慧。

这一评价体系反映了孔子对"知"（智）的独特理解。在孔子看来，"知"不仅仅是认知能力或处事能力，更是一种道德判断力和道德实践力。你能认识到什么是对的（知贤），这是"知"的第一步；你能按照你认识到的去做（举贤），这才是"知"的完成。知而不行，等于不知。从这个角度看，"窃位"之评与"何如其知"之评，实为一体两面：因为不知（不行），所以窃位；因为窃位（不尽职），所以不知。

另外，《左传》文公二年所载"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之论，也与孔子的评价一致。虽然这段评价是否直接出自孔子之口有争议，但其内容与孔子在《论语》中的论断高度吻合：不举柳下惠是"不仁"，祀爰居、作虚器、纵逆祀是"不知"。仁与知，正是孔子品评人物的两大核心维度。

综上所述，孔子对臧文仲的评价是：此人虽有才智之名，但在仁与知两方面都有欠缺——不仁者，知贤不举；不知者，僭礼违制。"窃位"之论，是对其最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直指臧文仲存在的合法性——你在位而不尽职，你的位子就是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