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典籍，先秦又称“六艺”（与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同名异实）。它们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西周以来累积、由王朝各职官分守的旧典。“学在官府”的时代，典籍与知识随官守而存：诗领于太师，书藏于太史，礼守于宗伯，乐掌于大司乐，易在太卜，春秋系于各国史官。六经的源头，因此不在私家著述，而在王官的职守与簿册。

这一格局决定了六经最初的性质。《诗》是乐官采录、讽诵、用于典礼与观风的歌辞；《书》是史官典守的王室文诰誓命；《礼》是宗伯所掌的仪节制度；《乐》与诗相须，为大司乐教国子之具；《易》本太卜筮占之书；《春秋》则是史官逐年记事的旧文。六者各有专司，本不相统属，也未必并称。把它们汇为一组、目为“六经”，是后来的事——是王官之学下移、孔门以之为教之后，才逐渐凝定的观念。

明乎此，才能把握“六经皆史”一类说法的分寸：六经确多出于王官旧典、带有浓厚的典章色彩，但经孔门整理传习，它们又被赋予了教化与义理的新意。渊源在官府，而经学之为经学，则成于私门。这条“学在官府—孔子删述—六经传于孔氏”的线索，是理解先秦学术下移的枢纽。

“六经”合称，今存最早见于《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里须如实交代：《庄子》成书在战国中晚期，此语出于寓言假托，未必是孔子本人的话。孔子在世时，六艺分行为教，是否已有“六经”这一总名，文献不足征。以“六经”并称，大抵是战国中期以后才逐渐确立的观念。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传统概括为“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这些说法各有分量，也各有争议：删诗三千取三百之说多不可信（详见《诗》条），订礼、正乐之“订”“正”究竟改动几何难以确指，赞易之《十翼》非尽出孔子之手，唯《春秋》笔削则《孟子》已言之。较稳妥的表述是：孔子晚年以六艺为教，对旧典有整理、编次、诠释之功，而非尽出新造。

这正合于孔子自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述、整理前代典籍，“作”是创制新说。孔子把王官旧典转化为可以教人的经本，删汰、编次、讲说，使之从职官的簿册变为士人修身与议政的凭依。六经之“经”由此确立——不在于文字全出孔子之手，而在于经孔门传习，它们获得了贯通古今、垂教后世的地位。

六经之中，唯《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最为特殊。《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近乎“作”而非徒“述”。故传统虽以六经并称，孔子于诸经用力实有轻重：于《诗》《书》主删次，于《礼》《乐》主厘订，于《易》主传赞，独于《春秋》寄其微言大义。明乎此，方知“述而不作”乃就大体而言，其间自有轻重浅深之别。

六经的排列有两种常见次第，各有理据。一是教化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礼记·经解》多从此序，大抵依由浅入深、先文后质的施教先后——诗、书、礼、乐为初学之教，易与春秋则义理精深、褒贬谨严，列于其后。二是形成之序（后世目录家所重）：“易、书、诗、礼、乐、春秋”，以《易》为首，取其“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为“大道之原”之义。次第不同，反映的是对六经性质的不同着眼。

六经各有所教。《礼记·经解》托孔子之言，分说六者陶养的气质：“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诗养其情，书通其政，乐和其心，易究其变，礼立其身，春秋严其义。六者分途而同归，都指向人格的成就与秩序的重建。

需要说明，《经解》成篇较晚，其整齐的对应是战国秦汉间经师的概括，不必视为孔子原话。但它确实抓住了六经作为教本的分工：六经不是六种知识的堆叠，而是从情感、政事、制度、性理诸面陶冶君子的一套教程。这也是六艺之学能从官府之技，转为士人之教的关键所在。

孔门以六艺设教，弟子各有所长。《论语》记孔子“雅言”及于《诗》《书》、执《礼》；子夏传《诗》《春秋》之学，子游习于礼，曾子传孝与《大学》之说，后世经师多推本于七十子。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然传经不辍：孟子长于《诗》《书》，善以“以意逆志”说诗、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疑书；荀子则遍及诸经，其《劝学》言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以六艺为学之始终。

六经并称、以为教本的观念，在战国已相当普遍。《庄子·天下》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时人已把六艺视为儒者所守的共同学问。经由孔门及其后学的反复讲习、征引与著录，六经从王官旧典变为诸子百家争相祖述或批判的思想公器——墨家非乐、庄周托孔、荀子隆之，虽取舍不同，皆不能不面对六艺。这正是“诸子出于王官”在文本层面的印证。

就先秦传经的谱系而言，荀子实居枢纽之地。后世经师追溯师承，《诗》《书》《礼》《春秋》诸经多有出于荀子门下者，汉初传经之儒往往上接荀卿。荀子身兼稷下祭酒与兰陵之教，遍治群经而归本于礼，正是六艺之学由孔门下贯于汉世的关键一环。故论先秦六经的传授，可以说孔子发其端，七十子广其绪，而荀子总其成。

六经并称、并各具其用的观念，在出土简帛中得到了确证。郭店楚墓竹简（下葬约当战国中期，前四世纪末）中的《语丛一》，逐一申说六经的功用：“《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又及《礼》《乐》《书》。这批竹简的年代与《庄子·天运》相先后，却出自实际下葬之墓，是“六经”作为一组经典、各有职志的实物见证。

语丛的意义有二。其一，它把传世文献中“六经”合称的时间下限，坐实到战国中期的楚地，说明这一观念在孔子身后百余年已流播南国，非汉儒所能凭空缀造；其二，它对各经“所以会……”的界定，与《礼记·经解》的六艺之教异曲同工，却更为古朴，为考察六经观念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未经后人整理的样本。王官旧典、孔子删述、儒门传经这条线索，至此有了简帛的支点。

更可注意者，《语丛》所论多为格言警句的缀辑，其体裁本身即近于王官旧典的札记传抄，与《礼记》中《坊记》《表记》《缁衣》诸篇的语录性质相通。这提示我们：战国时六经之外，尚有大量依附于六经、解说其义的“传记”之文在流传，六经与传记相为表里的格局，其形成远在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