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逍遥是《庄子·逍遥游》所标举的精神自由境界，指心灵不被外物、功名与形骸所拘系，无所依待地遨游于无穷。“逍遥”本是连绵字，状徜徉优游、自得无碍之貌；庄子取以名篇，把一种悠游自适的姿态，提升为超脱一切束缚的最高境界。

《逍遥游》以鲲鹏寓言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图南而徙于天池。这一层层放大的意象，先予人以恢弘壮阔之感；然而庄子笔锋一转，指出鹏之高飞仍“有所待”——它必须凭借六月的大风、九万里厚积之气才能南行。壮美如鹏，尚且有待，则逍遥之真义，正要在“有待”与“无待”的分际上寻。

故逍遥不是漫无目的的闲游，也不是纵情放荡，而是庄子为人的精神所悬的一个理想：从种种依待与拘限中解脱出来，让心与道俱游。理解逍遥，须顺着篇章从小大之辩到“无待”、再到“无用之用”的层层递进，才不落于皮相。

鹏之外，庄子又设小虫为对照。“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蜩鸠这类小虫，跳跃于榆枋之间，不解大鹏何必远举；后文又有“斥鴳笑之”，腾跃数仞、翱翔蓬蒿，自以为“飞之至也”。庄子由此点出“此小大之辩也”，又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须辨明的是，庄子讲小大之辩，并非只是褒大贬小、劝人慕鹏而弃鸠。小大之别固然真实——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冥灵、大椿以数千岁为春秋，此大年——但大与小，同样“有所待”：鹏待风，鸠亦待榆枋，彭祖之寿与众人之殇，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庄子借小大对照，先破除以小自足、以小笑大的浅陋，再进一步暗示：无论大小，凡“有待”者皆未臻逍遥。真正的逍遥，不在从小到大的量的提升，而在从“有待”到“无待”的质的超越。

这一层转折极为关键。若只停在“羡大鹏而鄙蜩鸠”，便错失庄子本意；小大之辩是阶梯，不是归宿。

《逍遥游》的义理枢纽，在“无待”二字。庄子历数世间种种依待之后，标出真正逍遥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天地之常理，驾驭阴阳风雨等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之境，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依待的呢？无待，即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而自由，这是逍遥的最高标志。

紧接着，庄子给出无待者的三种称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己，是消解自我中心的执著；无功，是不居事功、不以功业自累；无名，是不逐声名、不为名位所役。三者层层剥落，指向一个从自我、事功与名声的重重系缚中彻底解放的人格。其中“无己”最为根本——唯有“丧我”“无己”，才谈得上无功、无名，也才谈得上无待。

庄子又以“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具象化这一境界：“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寓言而非实录，其意在托出一种不为世务所动、不为物累所伤、与造化同游的自由。神人之“神”，不在方术神通，而在其心之凝定、无待而化。逍遥之义，至此挺立。

“三无”并非抽象的口号，庄子随即以寓言演之。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辞谢说：“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天下之治是实，君王之名是宾（附属）；许由不愿为宾而取名，又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所需极少，多取无益，故“予无所用天下为”。这正是“圣人无名”的写照：不以名位自累。

许由又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厨子即使不下厨，主祭者也不会越位去替他做饭。各安其分、不越俎代庖，则不居功、不揽事，此即“神人无功”之意。庄子借尧、许由之让，把无名无功具象为一种不为天下所动的自在。

篇中又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藐姑射之山的四位神人，归来便“窅然丧其天下”——恍然忘却了天下于怀。又有“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礼帽无所可用。世俗所争的名位事功，在逍遥者眼中，正如越人之于章甫，本无可措意。逍遥之无待，于此愈见分明。

篇末，庄子借与惠子的两番对话，把逍遥落到“无用之用”。惠子讥庄子之言“大而无用”，举五石之大瓠为例，说它大得无处可容，只好击破。庄子答：“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何不把它当作腰舟，浮游于江湖之上？所谓无用，只是不合世俗的功利尺度；换一副眼光，“无用”正可成就逍遥之“大用”。

惠子又以大樗（臭椿）为喻，说它臃肿不中绳墨，匠人不顾。庄子答：“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正因不材无用，大樗才不遭斧斤、得尽天年，人也可在其下徜徉偃息、逍遥自得。无用之用，是庄子对世俗“有用”逻辑的翻转：汲汲于有用者，反为用所困；能安于无用者，方得逍遥。

但须防一种误解：逍遥不是放纵恣睢、逃避人世，而是游心于德之和——心灵在与道相和中的自在，而非感官欲望的放任。庄子笔下的逍遥者，外或槁木死灰，其内则与化俱往、无入而不自得。把逍遥读成任性纵欲，恰是失其“无待”“游心”之本。

逍遥与齐物，是《庄子》内篇相为表里的两轮。齐物破是非、齐物我，是就“知”上化解成心；逍遥则就“游”上安顿身心，二者相济：唯齐物而后能无待，唯无待而后能逍遥。逍遥者的人格，又即《大宗师》的“真人”与《逍遥游》的“至人”“神人”“圣人”，名异而实通，皆指从依待中解脱、与道同游的理想人格（参见真人、齐物二条）。

后世向秀、郭象注《庄》，别立“适性逍遥”之说，谓大鹏小鸠“各适其性”即同为逍遥，有待无待皆可逍遥。此说消解了庄子“无待”高于“有待”的层级，把逍遥化为安于既定分限的自足，实已是魏晋玄学调和名教与自然的改读，与《逍遥游》推崇无待的本旨不同，姑备一说。就先秦而言，逍遥首先是庄子为人所悬的无待之游：不待外物、不累于己，乘天地之正而游心于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