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

庄子名周，宋国蒙地人（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或以为即后来的梁国蒙县，地望旧有异说）。《史记》把他附于《老子韩非列传》之末，全传仅二百余字：「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漆园之吏，是掌漆林之征的下僚，也是他一生唯一确知的仕历；此外便别无显达之迹，其行事遂几乎全凭《庄子》一书的记载。宋为殷商之后，其地旧多质木可笑之谈，先秦寓言中「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之属，每每托为宋人，而庄子独生于其间，以谲怪恣肆之辞名家，亦一奇也；其寓言之恢诡，殆亦有得于乡土之遗风。

以梁惠王（即魏惠王）、齐宣王参证，庄子约当前四世纪后期，与孟子、惠施及稷下诸子大致同时，而年辈稍晚。那正是列国兼并方酣、纵横捭阖之士得志、百家争鸣臻于极盛的战国中期：商鞅变法而秦强，齐辟稷下而养士，魏都大梁而惠王好辩，天下滔滔于富国强兵之术。身处这样一个逐利慕势的时代，庄子却以一个漆园小吏之身退居方外，冷眼看待王侯卿相的煊赫与纵横游谈的喧嚣，其人格的孤高与著述的锋芒，都要放在这一背景下才看得分明。他之「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亦非坐守师说，而是在乱世之中把老子的道论，翻作个体安顿身心、超越是非生死的精神追求。故其立身，既非纵横之士的干禄取宠，亦非枯槁隐者的死灰槁木，而别有一种游戏人间、逍遥自适的姿致。

庄子生平的许多片段，都与名家惠施相系。惠施长于「历物」之辩，尝相魏惠王，是稷下、大梁间负盛名的辩者，有「历物十事」，析「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今日适越而昔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诸论，好为诡辞以骋其智；他与庄子既是论敌，又是挚友。濠水桥上，庄子见鯈鱼出游从容而叹「是鱼之乐也」，惠子诘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遂有那场辗转相诘的机锋（《秋水》）。惠施相梁，有人危言庄子将来夺其相位，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从容以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鶵自况，讥惠子乃以腐鼠般的相位相吓（《秋水》）。而当惠施既死，庄子送葬过其墓，以「匠石运斤成风」为喻，慨叹从此再无与之相质而言者（《徐无鬼》）——相轻相谑的背后，是相知之深，斯人既往，遂并辩敌而失之。

对于世间最艳羡的权位，庄子则一味推拒。《史记》本传载楚威王闻其贤，遣使厚币礼聘，许以为相，庄子笑谓楚使，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而不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秋水》又演为一则寓言：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庄子持竿不顾，问以楚之神龟，宁愿死后留骨见贵于庙堂，还是曳尾涂中而自适？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乃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一「曳尾于涂中」的姿态，最见其安贫守志、傲然王侯而不受羁绁的性情。宁曳尾于涂中而自适，不留骨于堂上而见贵，其去就之判然，盖如此。

庄子终身贫困，却贫得从容而有骨气。他曾因家贫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推说待收得封邑的赋税再借他三百金，庄子忿然作色，讲了一个「涸辙之鲋」的故事：车辙里将死的鲋鱼只求斗升之水以续命，你却许我以将来的西江之水，不如及早到干鱼铺去找我吧（《外物》）。又曾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用麻绳系着破鞋去见魏王，魏王讶其憔悴，问「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答道：这是贫，不是惫；士有道德而不能行，才叫惫；衣破鞋穿，只是贫，是生不逢时罢了（《山木》）。贫与惫之辨，正划出了他安于外困而不失内守的分际——身可穷而志不可夺。又有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得车百乘而归，骄示于庄子；庄子讥之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列御寇》）——其鄙夷夫谄贵求荣、以贱行博厚利者，辞锋辛辣有如此者。

对生死祸福，庄子更以齐同之见处之，其中最惊世骇俗者，莫过于鼓盆而歌。妻子死了，惠子往吊，却见他正箕踞而坐、敲着瓦盆唱歌，责其太甚；庄子说，人本无生、无形、无气，恍惚之间变而有气、有形、有生，如今又变而之死，就像春秋冬夏四时运行一般自然，若还嗷嗷然随之啼哭，便是不通乎命，故止哭（《至乐》）。及至他自己将死，弟子欲厚葬之，他却说要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葬具再齐备不过；弟子怕他暴尸而为乌鸢所食，他笑答在上喂乌鸢、在下喂蝼蚁，夺此与彼，何其偏心（《列御寇》）。这些轶事，把一个安时处顺、与化为一的庄周，活画在人眼前。

庄子之学，《史记》断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较之老子，他更倾力于个体精神的超越与自由。其《逍遥游》以大鹏与蜩鸠、小年与大年对举，归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追求一种不为物役、无所依待的绝对自由；《齐物论》则泯是非、齐彼此、一死生、通万物为一，破除以自我与成心为中心的种种分别执着。二篇一纵一收，最见其思致。《齐物论》且终之以庄周梦蝶一寓：梦为胡蝶，栩栩然自喻适志，觉则蘧蘧然周也，于是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抑胡蝶之梦为周欤——物我之封、觉梦之辨，至此浑然而化，是之谓「物化」，可谓齐物之极致。

修养工夫上，庄子有「心斋」「坐忘」之说，主张虚而待物、离形去知、堕肢体黜聪明，以复归于道；处世应物，则有《养生主》庖丁解牛「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的譬喻，与「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态度。至若行于山中，见大木以不材而得终其天年，出山止宿，又见不能鸣之雁以不材而见杀，庄子乃谓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而终以「乘道德而浮游」为归（《山木》）——其应世也，不落一偏。其行文又多用「寓言」「重言」「卮言」，恢诡谲怪、汪洋自恣，思想与文章浑然一体。《天下》篇述庄周之学，谓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可为其精神气象之的评。凡此义理是庄周学派的精髓，其源流谱系与学说细目，当由子部「庄周学派」条与名部「齐物」「逍遥」「心斋」「坐忘」「真人」诸条详述；本条重在其人，故于思想但举纲要，以见其行事风操之所本，不复展开辨析。

庄子的形象，主要由《庄子》一书塑造，而这带来一重特殊的处境：其人之「生平」与其书之「文学形象」几乎难以截然分开。《史记》本传太简，除漆园之吏与辞楚聘一事外，别无编年可考；濠梁观鱼、辞相曳尾、鼓盆而歌、贷粟监河诸事，则全出《庄子》的外、杂篇。这些故事寓言色彩浓厚，未必尽为信史，而是庄周及其后学借以传达人格理想与处世哲学的载体；读之当会其意趣、味其精神，而不必字字坐实为行状。太史公谓其书「大抵率寓言」，又谓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可谓知言。

《庄子》其书的流传亦须一辨。《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传郭象注本则仅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篇七者，曰《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篇题皆三字标目、义脉相贯，自成一系。由五十二篇到三十三篇，中经郭象的删汰整比，其五十二篇之旧本遂不可复睹，佚篇零句仅散见于后世类书之征引。学界通说：内篇七篇思想一贯、文风浑成，最能代表庄周本人的手笔与宗旨；外、杂篇则多出于后学，时代有早晚，取向亦参差，其中《说剑》一篇近于纵横家言，《让王》《盗跖》《渔父》诸篇，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以来即有非庄子所作之疑。故读《庄子》须分辨其层次，不可一概视为庄周自著。至于唐玄宗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其书为《南华真经》，其书遂又别称《南华经》，则皆后世之事，无与乎先秦之庄周，附此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