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

列子名御寇（一作圄寇、圉寇），郑国人。其时代约当郑繻公之世，正处春秋战国之交：上距孔子之卒（前479）不远，下先于庄子（约前369生），恰在孔、庄之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列子》八篇，班固自注即谓其「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这一系年也与《庄子》屡称列子的情形相合。郑国地处中原要冲，介于晋、楚两强之间而屡遭兵革，其地的道家人物，遂别有一种乱世自全、退默守虚的气象。郑自子产既没，国势寖弱，屡困于晋、楚之间，及繻公之世政多苛急；列子处此，隐约郑圃而不求闻达，正是乱世高蹈之士的行径。

列子的生平史料极其稀薄，几乎全赖《庄子》《吕氏春秋》所记的片段，以及今本《列子》中的若干章节——而后者的文献性质本身聚讼未定（详见末节）。因此他的确切生卒无从考定，本条只就旧说系于郑繻公之世，聊示其大致的时代位置。可以确认的是，在战国人的记述里，列子是一位早于庄子的郑国道家人物，居郑圃而以「贵虚」名家，其形象贫约而恬退，与后来庄子笔下的畸人隐者一脉相通。其人虽生平湮没，而行谊之依约可考者，正藉《庄子》《吕氏》数家之所载，得以不尽亡佚。

列子最为人传诵的形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写其乘风泠然、超乎尘俗的轻妙；然庄子随即笔锋一转，指出这般能耐固已「免乎行」、胜于步趋，却仍「有所待」——毕竟须待风而行，风息则止，未臻真正无待的逍遥。这一笔褒中寓贬，正是庄子借列子的高致，以标举更上一层的境界：列子之御风，尚在有待，而至人之逍遥，则无待于外。今本《黄帝》又谓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其师承之说虽出晚书、未可尽信，然列子远绍老聃、近为庄周之先驱，于道家谱系中承先启后的地位，则大致可寻。

《应帝王》记列子师事壶子（壶丘子林）一章，则以列子为主角，写其求道之进境。郑有神巫季咸，能相人死生祸福，屡中，列子见而心醉，以为至人，归而告于壶子，且谓始以夫子之道为至，今乃知有更至者。壶子于是命列子引季咸来相，四度示以不同气象——初示以「地文」（杜德机，湛然若死灰），次示以「天壤」（善者机，一线生意萌动），三示以「太冲莫胜」（虚而不可测），终示以「未始出吾宗」（随物委蛇、莫知端倪）——层层深不可测，季咸终至骇然自失、逃走。列子这才自知未曾真学，归而三年不出，为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立。此章写列子由眩于术数、进而去矜释智、复归素朴的历程，最见其学之次第。

列子又以安贫辞禄着称。他居郑而穷，容貌有饥色，有人向郑相子阳称道其贤，谓有道之士穷居君国，岂非君之不好士，子阳乃遣官吏馈之粟。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不受。其妻拊心而怨，列子笑答：子阳并非真了解我，只是听了旁人之言而馈粟，他日也会听旁人之言而加罪于我，此吾所以不受也（《庄子·让王》等）。其后子阳为相，以严刻失众，尝以折弓之微过欲诛工人，国人畏而怨之；及郑难作，国人遂并杀子阳，向使列子先受其粟而附之，则难乎免于其祸矣。辞粟一事，先秦已数见称引，最能见其不苟取于人、超然于利害的操守。

列子之学，先秦文献以「贵虚」二字标其宗旨。《吕氏春秋·不二》历数诸家学术之要，谓「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把「虚」列为列子一派的旗帜。所谓虚，指虚静无为、不执不有、任物自然的精神境界，与老子的守柔、庄子的逍遥同条共贯，而各有侧重；御风而行、师壶子而复朴，都可视为这一「虚」的工夫与气象的写照。今本《天瑞》载或问列子何以贵虚，列子答以「虚者无贵也」，进而谓「莫如静，莫如虚」，静而虚则得其所居——语虽出晚书，而于「贵虚」之义发挥颇切，可与《吕氏》所标互参。

至于今本《列子》八篇——《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所展开的内容颇为驳杂：有贵虚顺性、任其自然之论，有「力」「命」相持、委之定分之说，有《汤问》的博物与寓言（如愚公移山、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亦有《杨朱》篇一意肆情纵欲、全生乐生之谈。其中《力命》主命定，谓寿夭穷达皆非智力所能与，唯当委顺其自然；《杨朱》则纵情当生，以为万物所异者生、所同者死，务在乐生适意而已——二篇一主委命、一主纵欲，宗旨已自相牴牾，正透露出今本杂纂众说、非出一手的痕迹。这些虽亦自成条理，然因今本的文献性质复杂，凡据以论列子思想者皆当审慎。较稳妥的做法，是以《庄子》《吕氏》所见的先秦材料为骨干来把握列子之学，而以今本为参证；其虚静之旨，可并参名部「虚静」一条。

在《庄子》里，列子是一位求道未至而贫贱有守的道家人物：善御风而犹有所待，师壶子而后复朴，辞子阳之粟而远于祸——庄子对他既有称许，又微含贬意，借以映衬无待之境。在《吕氏春秋》里，列子则是「贵虚」一派的宗主，《不二》标其学要，《观世》等记其辞粟之事，足证战国末年已有关于列子其人其学的确定传述。此外《战国策》《尸子》等亦偶有称及。诸书所记，虽详略不一、寓言与纪实相杂，却共同指向一个先于庄子、以虚静名家的郑国隐者。剥落今本的晋人缘饰，先秦之列子，是一位居贫守虚、御风辞粟的道家高士，上承老聃之绪，下启庄周之澜。

《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列子》八篇，是这部书见于目录之始。然自汉魏之际，其书已亡佚或残缺，今日所传的八篇本，实出东晋张湛的注本。张湛在序中自言，其书乃由其祖辈及外家所存的残卷掇拾缀合而成，得于丧乱之余。这一来历，本身便透出编纂缀辑的痕迹，也正是后世聚讼今本真伪的张本。张湛为之作注，多以魏晋玄学「贵无」之旨相发挥，其书遂兼具先秦旧说与晋人义理两重面貌；至唐玄宗天宝间，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尊其书为《冲虚真经》，列子遂由子家而跻于道教经典之林。

列子其人其书，有两桩纠缠已久的公案，须如实并陈。其一是今本《列子》的真伪。《汉志》所录八篇，汉魏间已亡，今本出于东晋张湛注本。学界通说以为，今本《列子》乃魏晋人（张湛或其前人）缀辑而成，非先秦旧书之原貌：书中多有袭用《庄子》《管子》《吕氏》《韩非》之文的痕迹，《周穆王》篇之资取于西晋汲冢所出《穆天子传》，《杨朱》篇的纵欲全生之说、乃至若干疑涉轮回的语汇，都透出魏晋乃至更晚的气息，其文辞亦多晋人风调，张湛自序更明言其书出于残卷的缀合。就袭用而言，今本《天瑞》《黄帝》多与《庄子》复见，《说符》杂采《吕氏》《韩非》《说苑》之事；就时代痕迹而言，《周穆王》篇之资，赖西晋太康间汲冢所出《穆天子传》乃有所本，而《汤问》《仲尼》又杂糅疑涉释氏轮回、西方圣人之语，凡此皆非先秦所应有。不过，今本并非全属向壁虚造：其中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先秦旧说，凡与《庄子》《吕氏》可以互证者，仍是研究早期道家的间接资料。故读今本《列子》，当分辨层次，可与先秦文献相印者较可凭信，孤见于今本者则宜存疑。近人于此考订綦详，主晚出者为多数，亦有为之申辩者，聚讼至今未息；然无论主晚出抑持异议，于「今本已非《汉志》之旧」一点，则鲜有致疑者。

其二是列子有无其人之争。因今本晚出，而先秦所记又多寓言（《庄子》寓言居其大半），遂有径疑列子为庄子笔下虚构、实无其人者。然《吕氏春秋》明标「子列子贵虚」，《汉志》以为「先庄子而庄子称之」，《尸子》《战国策》亦有称引，多数学者仍认为列子实有其人，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郑国道家，只是生平湮没、原书不存，后世遂有托名缀辑之作。如实言之：其人盖有，而其书今本晚出——这正是理解列子的关键分际。治列子者，故当即《庄》《吕》之旧记以求其人，据简帛未出之阙疑以俟来者，而不徒以今本之真伪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