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尹

关尹是道家早期的传疑人物，生平几乎不可考订。传世记载多称他做过守关的关令，其地或指函谷关，或指散关，姓名则或作尹喜；他与老聃的关系被系于同一时代——《史记》把他安置在老子西行出关的故事里，后人便约略把他的活动定在春秋末、战国初之交。但这一系年建立在传说之上：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本已聚讼纷纭，主战国说者把老子推后，关尹自然随之下移，主春秋说者则把二人系于孔子之前。关尹之年比老子更难坐实，故本条只标“约与老子同时”，且冠以“传疑”，仅就传说给出相对位置，而非可考的生卒。

“关令尹喜”四字本身即含名字之歧。一种读法把它断为“关令尹，喜”，即官职是关令尹、名叫喜；另一种读法断为“关令，尹喜”，即官职是关令、姓尹名喜。前者以“尹”为官名的一部分，后者以“尹”为姓氏，两说自古并存，难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郑重称述关尹之学的《庄子·天下》，只言其学而不及其官守与出关之事；“关令”身份与“强书”情节，都要到《史记》才见诸文字。可见早期文献里的关尹并不是一个有完整行状的历史人物，而更像一位被后人反复追述、层累放大的思想符号；理解他，须从各书留下的零散片段入手，而不能指望一部连贯自足的传记。

关尹最著名的事迹，是“强老子著书”的传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见周室衰败，乃西行出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此后“莫知其所终”。这个故事把五千言《老子》的成书直接系于关尹的请求，也把关尹塑造成最早领受、并促成道德之言的人——若无他的强请，老子之书或将不传；它更是后世“老子授书于关尹”这一谱系想象的源头，《列仙传》《高士传》乃至道教的授经叙述，皆由此一节生发。

这一叙述的史料价值须谨慎看待。它出于西汉的传记，而非更早的可靠文献；《庄子·天下》推重关尹，却并不提及出关授书之事，可见“强书”情节很可能是较晚的附益，近世学者多视为传说而非信史。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认识：在传统叙述中，关尹被看作老子之学最初的承接者与见证者。正因如此，后世道教进一步把关尹尊为老子的首徒，并附会出老子西游、尹喜相随、化胡成仙乃至在楼观台传经的种种故事；这些愈演愈繁的传说，距离先秦最初的记载已经很远，读时应当层层剥离。

关尹自己的学说，最集中的记载见于《庄子·天下》。该篇叙述古之道术，把关尹与老聃并列为同一路数，概括其宗旨为“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这一纲领与老子之学同气，都以虚静、柔弱、不与物争为本，而“太一”“常无有”云云，也正是早期道家论道的语汇。“常无有”即恒守于无与有之几微，“太一”则指未分的至道本体，二者都把着眼处引向那浑一未裂、无可执取之体。

《天下》篇又引“关尹曰”一段，最能见其独特旨趣：“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意思是说：自处而不执守成心，好让万物各自呈现本相；行动如水之顺势而下，静止如明镜之如实映照，感应如回声之随物而起，从不抢在别人之前，而总是随顺于人。其下又云“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恍惚得像不存在，静寂得如此清虚；与物相同则和谐，一有所“得”（生出分别取舍之心）反而失之。这一连串比喻，勾勒出一种取消主观成见、纯任物之自然的姿态，可称为彻底的“随物”之学；后来《庄子》说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正与关尹的镜喻一脉相承。

《吕氏春秋·不二》以一字标举先秦各家宗旨，称“关尹贵清”，正与此相发明——“清”即虚而不扰、静而能应，是“无居”“随人”的另一种说法。合而观之，“贵清”与“随人”构成关尹之学的核心，也标示出它与老子既相承接、又略有侧重的关系：老子多就“道”本身立言，关尹则更着意于人应接万物时那种不居先、不逞智、如水如镜的心地功夫。

关尹在不同文献里的形象颇有出入。《庄子·天下》给他极高的评价，篇末与老聃并称“古之博大真人”，这是先秦典籍对他最为推重的一处，几乎把他抬到与老子并肩的地位。《吕氏春秋·不二》把他列入十家宗旨的名单，与老聃、孔子、墨翟、列子、陈骈等并举，说明到战国末年，关尹已被视为足以自成一说的一家之言。而《史记》对他的处理不同：那里的关尹主要是老子出关故事中的配角，笔墨落在事迹而非学说上，几乎没有独立的思想陈述；至于《荀子·非十二子》历斥诸子，也并未把关尹列入受讥之数，可见他并非当时论争的锋面人物。

三书取角的差异，本身就提示我们：关尹的“形象”是被不同文本按各自需要塑造的。随着时代推移，这一形象又逐渐由思想家滑向神仙。汉魏以下的道教传记把尹喜附会为随老子西出、得道成仙的人物，《列仙传》即为“关令尹”立传，后世更奉为楼观道的祖师，并把种种托名之书归到他名下。这一层层堆叠的神化，与早期文献中那个“贵清”“随人”的思想者已判然两途；读者若不加分辨，极易把晚出的神仙关尹误当作先秦的思想家关尹。也正因此，本条严守早晚之界：凡神仙传说、修炼方术，一概剔除于先秦关尹之外。

关尹的考辨，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姓名之歧。如前所述，“关令尹喜”既可断为“关令尹，喜”，也可断为“关令，尹喜”，“尹”究竟是官名的一部分，还是姓氏，古今两读并陈，各有依据，迄无定谳；本条只能如实并存，不强作裁断。其二是托名之书。《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关尹子》九篇，班固把它系在关尹名下，然其书早已亡佚，《汉志》九篇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可知，先秦《关尹子》的真面目更无从复按。

须特别辨明的是，今传《关尹子》（即站内《文始真经》）并不是《汉志》著录的那部古书。此本在唐以前的公私书目里均无著录，直到晚近才骤然现身；其文杂糅道教方术、神仙修炼与心性玄谈，甚至掺入卵生胎生、感应相摄一类明显晚起的说法，如“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之类，思致与先秦道家迥然不同。故宋人已致其疑，《四库全书总目》径断为依托，学界公认为唐末宋初道流的伪作，后为道教文始派奉作《文始真经》，别有陈显微、杜道坚等为之作注——凡此皆属该书自身的流传史，与先秦关尹无涉；换言之，《汉志》著录的《关尹子》与今传《关尹子》，实为同名异实的两部书，中间隔着近千年的断层。因此，考论先秦的关尹，只能依据《庄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早期记载；至于今本《关尹子》，仅可作为一条指向其名的文献线索来看待，绝不能据以复原关尹本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