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其地本属陈，陈亡入楚，故或系之楚），姓李氏，名耳，字聃（旧注或作字伯阳），任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之史是掌管王室典籍、图籍档案的史官，其职守使他博览前代文献、谙熟礼制掌故、通晓王朝兴替之迹。这一身份对理解老子其人至关重要：《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之出于王官，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正与老聃守藏之史的身份丝丝入扣。本百科所持「史职归于老聃」的主线，即由此落实——王官之学中的史职一脉，在春秋末的衰世里凝聚为老子之学。

就旧说而言，老子约当春秋末年，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本条姑从传统，系于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这正是周室日衰、诸侯争强、王官典籍逐渐散落的时代。身居守藏之职而亲见「周之衰」，典籍之守既已难为，老子的辞官与著述，都带着这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印记。他由掌守旧籍的史官，转而为发明道德的思想家，恰是官学解体、私学将兴之际的一个缩影。又，老子之姓氏旧亦有辨：或谓其本姓老，「老聃」之「老」即其氏，而「李耳」之称乃后起附益；或谓老、李一声之转，本是一姓——要之其详已不可尽考，而「老子」之号则取「老」以为称。不过其确切生卒实已难考，「传疑」二字最能如实标示这一处境；而关于其人其书的种种异说，则详见后文考辨。

关于老子的行事，传世记载最著者有二。一为孔子问礼。《史记》载孔子适周，向老子问礼，老子诫以去其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谓此皆无益于其身；孔子归而告弟子，叹老子犹龙，乘风云而上天，其高深不可捉摸。此事又散见他书而各有面貌：《礼记·曾子问》四处记孔子称引「老聃云」或述其从老聃之言，所论皆丧礼、日食、宗庙一类礼仪的变例细节——如将葬遇日食当止柩以听变、除丧未葬之节、宗庙有事之仪，孔子每以「吾闻诸老聃」为断，其中老聃俨然是一位为孔子所咨询、精于礼之变例的礼学耆宿；《庄子》的《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诸篇也屡记孔子见老聃问道，然多为道家立场的寓言，借老聃之口以折孔子。这些材料性质各异，不可混同：《曾子问》见其为礼学专家，《史记》述为问礼故事，《庄子》则借以宣道抑儒。孔老是否相见、相见几次，遂成难以坐实之公案，学者聚讼，要当分辨其文献层次而观之。

二为出关著书。《史记》说老子修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既久，见周之衰，乃辞官西去；至关，关令尹喜知其将隐，请他留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段「出关著书」，把一部五千言之书的成书，归于老子辞世前应关尹之请的一次托付，情节完整而富传奇色彩，其史实性历来受到怀疑，宜作传说看待。后世因其书上篇言「道」、下篇言「德」，遂称《道德经》；而所谓「五千言」，亦不过约数。可以确定的，只是传统把一部言道德之意的书系于老聃名下，并以关尹为其受书传学之人。关尹得其学而自为一宗，《庄子·天下》遂以「关尹、老聃」并称，推为「古之博大真人」，道家谱系之首，端在于此。

老子之学以道为宗。道既是万物所自生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是万物运行所依循的法则，幽深恍惚、不可名状，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由道下贯而成就于物者为德，「道」「德」并举，遂为其书两大纲目。就天道言，老子揭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事物必向对立面转化，柔弱者反能持久而胜刚强，故贵柔守雌、知白守黑、上善若水，以不争为大争。又拈出「有」「无」以言道之体用，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虚无因应，遂为其形上之枢机。

就人事与治道言，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为政修身皆当因任自然而「无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进而有绝圣弃智、少私寡欲、小国寡民一类对巧智繁文与贪欲扰攘的反省，以求返于素朴之「朴」。其言治道，则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治大国若烹小鲜」，人君不扰，斯民自安于其朴。这一套思想，是先秦道家的共同源头，也经关尹、庄子以至稷下黄老各有发挥引申。本条重在其人，故于义理但举大端，其细目当参名部「道」「德」「无为」「自然」「柔弱」「朴」诸条，与子部道家、黄老一系，此处不复展开。

老子的形象，在不同文献里颇有出入，而《史记》的存疑笔法尤堪注意。司马迁在本传中并列了三说：其一是周守藏室之史老聃，即孔子所问礼、著书上下篇者；其二是「老莱子」，也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其三是周太史儋，于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或谓儋即老子，或谓非也。三说之间，太史公不轻下断语，只曰「世莫知其然否」，末了以「老子，隐君子也」作结。他又叙老子之子名宗，为魏将，封于段干，以下历数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云云——然此系谱反倒像是战国李氏的攀附。这种多说并存、不强求划一的写法，恰恰说明老子其人在汉初已难以考实。

此外，《庄子》里的老聃是道家内部的宗师，往往借其口以发义理，形象高度寓言化，《养生主》且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一节，写其死生之际的达观；书中又屡演孔子见老聃问道之事，或使孔子闻言自失、退而三日不谈，或托老聃之口斥仁义为「先王之陈迹」，甚而使孔子自道「吾乃今于是乎见龙」，皆道家借重孔子以自尊其学之笔；至于《礼记·曾子问》里的老聃则纯是一位礼家；《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以法家之意疏释《老子》，《吕氏春秋》亦屡加称引，凡此都说明《老子》其书在战国已广泛流传并被各家援用阐释。至于汉代以后，老子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位列三清，唐室更攀为始祖而追号玄元皇帝，则是后世的层累神化，与先秦的守藏史老聃已不相属，此处一句带过。要之，欲识先秦之老聃，当返诸《史记》之审慎、《庄》《礼》之互见与郭店、马王堆之简帛，而不徒凭后起之神谱。

老子其人其书，是二十世纪以来聚讼最烈的学术公案，须如实陈述而不轻断。就其人而言，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说并存已见上文，究竟孰是，抑或本为数人事迹之叠合附会，至今难有定论。就其书而言，约有三派意见：信古者据《史记》，主老聃于春秋末自著五千言；疑古者则据书中「侯王」「万乘之君」「取天下」「偏将军」等语，及其思想之成熟系统、文体之整饬，疑《老子》成书当在战国中晚期，非春秋末所能有；折中者则以为，其核心思想与格言可上溯春秋末、战国初的老聃一系，而文本的编次定型则在战国，其人可早而其书可晚，二者不必强合为一。

出土简帛为这桩公案提供了硬证。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约前300年下葬）出土竹简本《老子》，分甲、乙、丙三组，共约二千字，字数约当今本五分之二，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抄本，证明其书战国中期已然成篇流传，为成书年代的下限立下界桩；且简本文句与今本、帛书本颇有异同，尤以甲组相应章句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而不见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一类激烈的反儒之语，学者据此重新审视早期儒道关系，以为未必如今本所示之对立。郭店三组竹简，形制、字数与用字各异，本不相联属，或是《老子》尚未凝为定本之时的几种抄撮；简本复多异文，如今本「大器晚成」简本作「大器曼成」，今本「绝仁弃义」简本则并无其文，凡此皆为董理《老子》文本演变、追索其早期面貌的珍贵线索。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老子》甲乙本，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篇次与今本相反，文字亦更近古貌，甲本尤不避汉讳、抄写最早，二本并为校勘今本、董理章句的重要依据。这两批简帛，是理解老子其书绕不开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