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与守藏室

周之史官，以太史为长，属春官宗伯之列。太史与其属僚合称太史寮，与掌军政庶务的卿事寮并立，同为西周王朝文书与政令的中枢。西周金文中屡见“作册”“作册内史”“大史”之名：或书王命于典册，或涖诸侯、臣工之册命，或与于征伐、盟誓之记录。传世铜器如令方彝、颂鼎、毛公鼎之铭，皆可与之互证，见史官参预王朝机要之深。可知史官在西周官制中地位甚重，绝非后世专司记注、备员文墨的清冷之职。史所掌者是文字，而文字所系者，乃一朝之政令、盟誓、封赏、谱系与祀典；掌文字即掌典章，故史官实居政教合一之世的要津。

传世《周礼·春官》析史官为五职，各有攸司：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而颁告朔，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而辨昭穆，内史掌书王命、贰王之八柄之法，外史掌书外令、达四方之志并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赞书、受法令之贰。五史分曹，条理粲然；其外又有冯相氏、保章氏司天象历数，同隶春官而与史相辅。名目虽繁，其要则一：凡记言、记事、颁朔、藏书之事，尽萃于史官一系，而以大史总其纲纪。

然《周礼》成书之年颇晚，所记官名与分职，学者多疑为战国人整齐排比、理想化的官制蓝图，未必尽符西周之旧。故论史官建制，当以《周礼》所记为纲，而措辞留其余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截然五分，或出后人追叙；然记事以存往、掌历以授时、书命以正名、藏典以传旧，这几项职能确归于史，则金文与《左传》《国语》所载可以互证，不可动摇。虚其名目之整齐，而存其职守之实，庶几得史官建制之真。

史官职守，大要有四：记事、历法、册命、典藏。记事者，君举必书，善恶不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分虽出后儒，未必确有其制，然“书法不隐”实为史职之魂。《左传》载晋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孔子称其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又载齐太史兄弟前仆后继，以身殉“崔杼弑其君”五字而终不改其辞。史官所守者，非一时之安危，而是万世之公是；这种以性命护持记事之正的风骨，正是史职最深处的自觉，也是后世“秉笔直书”之史德所自出。

历法者，观象授时、颁告朔于邦国，皆太史所掌。岁颁来年月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诸祖庙，每月朔朝庙听政，谓之“告朔”；周衰而“君不告朔”，鲁之“告朔饩羊”徒存虚文，正见史官所掌之时政亦随王室而替。册命者，王封建诸侯、锡命臣工，内史执册读命于庭，大史莅其威仪；今传世西周金文中，此类“册命金文”数以百计，或记锡命之典，或述受命之荣，正是史官职事最真切的实录，其史料之富，远过传世简册。

典藏者，凡盟书、图法、谱牒、律令、故志，悉庋藏于史府，以备稽考征引。四职之中，典藏所积日厚，遂衍生出专门的守藏之所，而史官由是兼为周室典册的看守人与传习者。记事以存既往、历数以授民时、册命以正名分、典藏以传旧章——四者相因相济，使史官成为三代文教相续的枢纽。也正因典册尽聚于此，史官所养成的，不只是一门专业，更是一种遍观古今、洞见治乱盈虚的眼光，这便为下文“道术出于史官”埋下了伏线。

周室积世所聚的典籍图法，庋藏之所谓之守藏室，或称藏室、藏府。守藏室之史，日与三代之档案、百国之史记相亲，遍观古今兴亡治乱之迹，其识见自非拘守一职者可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记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史也”，一语使史官之守与道家之宗合于一人之身，这是“道出史官”论断最直接的人证。老聃之所以能发为“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之论，正与其身处典册渊薮、日览成败之迹的处境相应——非徒出于玄想，实有所本。

《汉书·艺文志》推溯诸子九流之源，于道家一条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为刘歆、班固“诸子出于王官”说中最为通达、最少牵合的一条。史官阅世既深，洞见盈虚消息、祸福倚伏之理，故老氏之学尚谦退、贵柔弱、明反复；其“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处世姿态，与史官“历记成败”而知进退存亡的职分，实有一脉相通之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语语不离一“时”字、一“变”字——而知时审变，恰是终日与古今之变相对的史官最深的本领。

史官之学，其流亦不止道家一途。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据鲁史而修《春秋》，寓褒贬于纪事之间，正承史官“书法不隐”的记事传统而益之以义理之裁断；相传孔子又尝适周而问礼于老聃，两大宗师之相遇，恰似同一守藏室之学分注于儒、道两家的一个象征。道家得其“观变知几、以退为进”之慧，故尚清虚卑弱；儒家得其“稽古考文、经世致用”之实，故重典章旧闻——其后遂各成一大流派而分道扬镳。降及汉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世为太史，作《史记》而自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可见史官之统，迄乎秦汉犹隐然为百家学术之一大宗，未尝以周室之亡而遽绝。

平心而论，“诸子尽出于王官”乃汉人回溯的通论，把九流一一分配于某官某守，其中不无附会，未可句句坐实，此当如实交代。然道家与史官的渊源，既有老聃身份之实证，又有义理气质之相符，在九流之中最为有据。守藏室不独是一座藏书之府，更是一种阅尽兴亡的眼光之所自养——道术之尚静观、贵因应、戒盈满，正从这种看惯了王朝更替的眼光中生出。故谓“道出史官”，其要不在附会官名，而在此学此识本自同源。

平王东迁而后，王室日蹙，典籍屡遭其厄。及周景王崩，王子朝与敬王争立，乱作累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败局既定，“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室数百年所守的图法册书，一朝随败党南徙于楚——这是先秦学术史上一次剧烈而具体的典籍流散。王子朝之奔，非独挟其党羽，尤在“奉周之典籍”：争夺与转移的核心，正是那批象征王权正统的册书图法。典籍所在，学术所随，故此一奔而周室数世之文脉为之南倾，守藏室之藏由是大损，王官之学的物质根基随之动摇。

老聃见周之衰而去，其行或正在王室典籍散亡的前后。守藏之史既失其所守，则畴人子弟星散，昔日专藏于王官的史学与道术，不复为王室所独有，而播于诸侯、传于私门。老子出关、莫知所终之传说，纵不必尽信，其所隐喻的，正是守藏之史挟其所学而去、王官道术流散于江湖的历史实情。后世郭店、马王堆所出道家写本，皆得于楚境墓葬，虽时代已晚，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典籍与学术南徙的长程之势。

由官守之史到在野之学，正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史官一系的先声。史职既隳，其所记之成败存亡、所守之典册旧章，不再深锁王庭，而化为诸子立说取材的资粮。就本百科“学在官府—天子失官—诸子出于王官”的主线而言，此条上承官守诸目、下启百家之兴：道家者流之出于史官，正是在这典籍南徙、史学下移的关节上完成的。守藏室的门一旦洞开，学术便再难回到“学在官府”的旧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