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是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给出的实践纲领。“克”有胜、约束之意，“己”在此不是要抹去人格，而是指行动中容易膨胀、越分和任性的私意；“复礼”则是使言行回到合宜的礼则。二语合起来，说明仁不是抽象心境，而要通过持续的自我整饬在关系与事务中实现。

礼在先秦既是仪节，也是亲疏、尊卑、辞受、进退的公共尺度。因此，克己复礼不等于把人变成没有情感的服从者。孔子并未要求消灭食色、喜怒或亲爱，而是要求这些力量在具体场合有节、有当。私欲一旦把自身偏好当成唯一尺度，就会侵犯他人、僭越名分；克己正是阻止这种扩张。

“复”也不宜简单理解为机械复古。孔子尊周礼，却常因时制宜，强调俭、戚、仁和真实情感。复礼是使行为重新有礼的根据，恢复的是关系的可敬与可辨，而非复原每一项历史仪式。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里的“一日”不是承诺一朝完成圣德，而是指出行动者每一次约束私意、合乎礼，都会使公共关系朝向仁。仁的责任不能推给制度或他人，首先取决于自己能否在当下停止不当的视听言动。

颜渊追问具体条目，孔子答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勿”并非禁止一切观看、听闻、言说和行动，而是要求先判断对象与方式是否合礼。它把宏大的为仁落实到感官选择和身体习惯：不以窥伺满足好奇，不以流言伤人，不因愤怒口出恶言，也不以强力夺取不应得之物。

《论语·里仁》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说明克己不是偶尔自律，而是在仓促与困顿中仍守住仁。孔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显示礼的工夫最终关乎价值排序；必要时不能用保全自身的私利牺牲仁义。

孔子把克己复礼置于仁的核心，重点是主体主动承担。礼既提供可共同遵循的尺度，克己又使礼不沦为外在表演；“人而不仁，如礼何”正说明没有仁心，仪节无所凭依。孔子较少说明私欲的形上来源，而是通过问答、日用和历史事件示范如何自我校正。

孟子承认情欲、利害和环境会遮蔽本心，但更强调扩充四端。他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要求“反身而诚”。在孟子那里，克己的积极内容是保存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以义裁断欲望；不是礼外加于人的纯粹约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把自守理解为义志对外在诱惑的胜过。

荀子虽不用“克己复礼”作中心口号，却把节欲、化性和学礼说得更系统。他认为“人之性恶”，好利、疾恶与声色欲望若任其自然会争乱，必须由师法、礼义和积习加以化导。所谓“化性起伪”，就是通过人为的学习与礼义制作，使行动者形成善。三家都要求克制不当欲望、以礼义成德，差别在于孔子重主体当下实践，孟子重善端与义志，荀子重礼法学习对欲望的长期改造。

克己复礼与“为仁”不可分割。克己是工夫，复礼是方向，仁是由此形成的德性与关系状态。若只有克己而没有仁，可能变成冷峻禁欲；若只说爱人而不复礼，私恩又可能越过义的边界。孔子以忠恕说明推己及人，以礼说明推己不能任意替人作主，二者共同防止自我中心。

它也与正名相接。正名要求君臣父子各副其名，克己复礼则要求身处这些关系的人克制僭越和偏私，以行动完成角色。与“慎独”相比，克己复礼强调行为是否合礼及其公共后果，慎独强调无人注视时也不欺暗室；二者都把成德责任放在主体自身。

“克己”不等于后世某些把欲望一概视为罪恶的说法。孟子有“食色，性也”之论的讨论背景，荀子也主张礼以养欲、给求。先秦儒家真正反对的是无度、无分、伤人的欲望扩张。礼的作用在于节文和调节，使情感有正当出口，而非使人失去生机。

汉以后，“克己复礼”常被用来概括儒家修身，并与礼教制度和经学训诂相联；宋明儒者又从理欲、心性角度重新解释“己”与“礼”。这些诠释加入了后世问题意识，不能反推为孔子原有的理欲二分体系。回到《论语》，克己复礼首先是一项由己而行的日常工夫，以礼节制私意并使仁在公共生活中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