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不是泛指礼貌和娱乐，而是先秦儒家关于仪制、音乐、情感与政教的成套概念。礼通过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日常进退，辨明亲疏贵贱和行为边界；乐则借歌舞、音声与节奏沟通情感，使群体在共同感受中趋于和谐。礼偏于“别”，乐偏于“和”，但二者都不只是外在器物，而是塑造人格和公共秩序的实践。

周代礼乐传统早于孔子。春秋秩序变动后，儒者既忧虑礼崩乐坏，也重新追问礼乐何以有德性效力。《论语》多从具体仪节和音乐评论发言，《礼记·乐记》等篇则把礼乐与天地、情感和政治联系起来；这些篇章成书年代有层次，不能把后出系统全部倒推为孔子亲说。

孔子反复提醒礼乐不能只剩器物。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又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与钟鼓是可见的载体，却不是礼乐的全部。礼须以仁、敬和真实哀戚为本，乐也须与正当情感和德行相应；若只追求声色排场，反而会遮蔽其教化目的。

《礼记·乐记》把礼乐的功能概括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序不是僵硬压制，而是使不同位置、责任和情感各有节度；和也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众人在共同节奏中相亲相应。礼乐进入乡里、朝廷和军旅，便能把个人情感转化为可共享的秩序与记忆。

孔子重视雅乐与正声，批评郑声淫，反对八佾越制，显示音乐选择与政治名分相连。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学习、立身和情感完成置于连续过程之中。孔子并未留下乐学专论，更多以师徒问答和观乐经验说明礼乐应合仁德。

孟子谈乐时特别强调与民同乐。齐宣王问“寡人之于国也”时，孟子以“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引导君主由独乐转向与民同乐；关键不在音乐品味高下，而在统治者是否把快乐建立在百姓共同安乐之上。孟子的礼乐论因此更直接连接仁政和民生。

荀子在《乐论》中系统说明乐如何节制情感、整齐风俗。他承认人的情感有喜怒哀乐，若无礼乐导引便可能争乱；音乐使人相亲，礼则使贵贱有等。荀子又警惕淫声乱俗，强调制作、师法与制度。三家都反对礼乐空饰，孔子重人格陶冶，孟子重与民共享，荀子重风俗治理与制度功能。

礼乐与仁义相互成就。仁提供关怀和恻隐的内在方向，礼把它落实为分寸，乐则使情感获得共同表达；义判断何者应当，礼乐负责将判断编入日常制度。只有礼而无乐，秩序容易冷峻离散；只有乐而无礼，和谐可能沦为纵情与无别。

礼乐还与刑政构成不同层次。刑政可以止暴、整齐行动，礼乐则通过羞耻、敬意和习惯改变情感结构。先秦儒家并非主张废刑，而是认为国家不能只靠惩罚维系。礼乐须依赖教育、反复实践和适合的政治环境，因此不能把它简单当作统治技术。

秦汉以后，礼乐被纳入国家典章与经学分类，历代不断重订郊庙、学校和宫廷音乐。宋明儒者又从心性与天理阐释礼乐，近代则常把礼乐缩减为古代仪式或审美对象。回到先秦文本，应同时看到其制度、情感和教化三面，并区分孔子语录与《乐记》系统理论的时代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