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况，时人尊称荀卿；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文献中又常写作孙卿。其生卒缺少确证，约前313年至前238年是现代常用推定。他是赵国人，主要活动在战国末期，此时兼并战争加剧，齐国稷下汇聚各家学者，秦、楚等国则在官僚制度和军事动员上不断扩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卿游学于齐，年长后曾“三为祭酒”；传本有十五岁、五十岁始来游学的异文，具体次数与年代难定。齐襄王时他受到礼遇，后来遭谗离齐。春申君任楚相期间，荀卿被任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失官，居兰陵而卒。荀子也曾入秦、见赵孝成王，相关言论保存在《荀子》各篇中，但行程先后仍有不同考订。

荀子以孔子为最高师法，推尊礼义与《诗》《书》之教，却没有可靠材料说明他直接受业于哪位儒者。他身处百家争鸣的稷下，对墨子、宋钘、慎到、庄子以及子思、孟子诸说逐一评论。他的批评常着眼于对方只见道之一偏，目标是把认识、修身、礼制和政治重新组织为完整体系。因此，他既是孔门后学，也是一位吸收战国论辩方法的综合思想家。

《史记》把李斯列为荀卿弟子，又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二人后来分别进入秦国政治与法术思想的道路，不能由此把荀子简单归入法家；师生之间既有知识传递，也有重要分歧。今本《荀子》并非全由同一时刻写定，篇章中兼有荀子自著、讲论记录及后学整理的可能，判断具体层次须依文本分别讨论。

《荀子》以“学不可以已”开篇，突出学习是终身累积而非一时领悟。人的感官和初始能力有限，须借经典、师法和实际操习扩展自己，正如登高而招、顺风而呼，是善于借助外在条件。学习又必须积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积累并非机械堆砌，而要专一、持久，并落实于行为。

荀子所说的学以成为君子、圣人为方向。知识若只停在耳口之间，不能改变身心，便是“口耳之学”；真正的学习要“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他重视师、法和礼义，因为个人判断可能受欲望、成见遮蔽；同时又要求心保持“虚壹而静”，不让已有知识、新来对象与杂乱欲念互相妨害。这里的心既能知、能虑、能择，也是长期习惯和礼义教化发生作用的枢纽。

荀子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概括人性论。这里的“恶”不是说人生来蓄意作恶，而是说顺任好利、疾恶和耳目声色之欲，社会后果会走向争夺、残贼与秩序破坏；“伪”也不是虚假，而是心的思虑、选择、学习和人为实践。性是“不事而自然”的禀赋，伪则要经过作为和积习才形成，二者共同说明人如何从自然欲求走向道德秩序。

既然礼义不由人的自然欲望自动产生，荀子便追问其来源。他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而建立礼义法度，犹如陶人揉土制器、工匠斲木成器。礼义产生以后，又成为后人共同学习的师法。所谓“化性而起伪”，不是消灭身体与情欲，而是改变放任其发展的趋向，使欲望得到分际、节文和适当满足。

性恶论并不意味着普通人无从成善。荀子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依据正在于人人具有认识仁义法正的“可以知”与实行它的“可以能”。然而可以不等于必然，成德仍取决于师法、环境、积习和个人努力。孟子从恻隐等善端说明道德内在发端，荀子从欲望冲突说明礼义何以必要；两人都承认学习和扩充的重要，却对性与礼义来源作出不同判断。

礼是荀子体系的中心。人有欲而物有限，若求取没有分界便会争；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长幼、职业和财物各有节度。礼既节制欲望，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用有秩序的方式满足生活、安顿情感。《礼论》解释丧礼、祭礼时，尤其强调礼使生死、哀乐各得其度。因此，荀子之礼不是空泛谦让，而是一套连接身体情感、社会名分与政治制度的规范。

荀子常把礼与法并举。礼确立根本分际，法度提供公开尺度，君子和有能力的官吏则使制度运行。他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又反对只靠刑罚、权术求治。李斯、韩非后来各有偏向法术的道路，并不等于荀子自身以刑罚权术为最高原则；他始终以礼义和君子教化规定法的方向。其政治虽重等级秩序，也认为君主必须养民、用贤，并警告民众如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

正名是秩序的另一基础。《正名》认为名称没有天生固定的适宜性，而由共同约定成立；一旦约定通行，名实关系便应保持清楚。荀子区分性、情、虑、伪等名称，也反对以奇辞怪说扰乱公共判断。正名不只是语言考据，而是让政令、论辩和行为标准可以共同理解。

《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把天理解为有稳定常则的自然运行。治乱吉凶不能简单归因于灾异：同样的寒暑水旱，在治理有序与失序的社会会造成不同后果。荀子并非否定祭祀礼仪，而是区分礼文与神秘因果；君子把雩祭、救日月食看作文化仪式，若以为能强求自然改变，便错置了人和天的责任。

“明于天人之分”因此要求人专注可为之事。荀子进一步说，与其颂天等待，不如“制天命而用之”，即顺应时序、治理物产、发挥人的能力。这不是现代意义上无限征服自然，而是反对弃人事而空想天意。自然提供条件，礼义、生产和政治是否得当则由人负责。

政治上，荀子继承王道理想，又正面处理战国制度。他主张君主隆礼尊贤、尚贤使能，节用裕民，按职分组织群体。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不在个体气力，而在“能群”；群若无分则争，有分而无义也会弱，故礼义使协作持久。荀子也重视君臣间的道义尺度，臣下不应以顺从私欲为忠。其治道以君主制为前提，却通过礼义、法度、用贤和民生约束权力，不可径直套入后世专制或现代政治概念。

《荀子》中的作者既是严整的论说者，也是熟悉政治现场和诸子语言的辩者。他尊孔子，却不回避批评子思、孟子；重礼法，也细致讨论情感、音乐、认识和语言。部分篇章以问答、赋体或短章呈现，使“荀子”既指历史人物，也指经后学整理的思想文本。其兼综性正反映战国末期儒学面对制度化国家与百家争论时的自我重建。

西汉刘向校书，将传本整理为三十二篇，今本篇次由此而来。唐宋以后孟子地位上升，荀子常因性恶论及李斯、韩非师承受到批评；近代以来，其礼法、知识论与天人观重新得到重视。这些评价属于后世流变，理解先秦荀子仍应回到《荀子》各篇的论证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