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的生卒、国籍和师承均不可确考。“告不害”是传统注释所传姓名，先秦正文主要称“告子”。《孟子·公孙丑上》说他比孟子更早做到“不动心”，《告子上》又集中记录二人的人性论辩，可知他大致与孟子同时或稍长。除此之外，没有足够材料为他编排游历或著述；把他确定归入儒、墨或其他具体学派，都超过现有证据。

今人所知告子，几乎完全来自以孟子为中心编成的文本。《孟子·告子上》先列杞柳之喻：人性像杞柳，仁义像用杞柳制成的杯盘。孟子反问，制器若须戕害材料，岂不是说成就仁义也要伤害人性？告子又以湍水说明人性不分善恶，如水本不分东西；孟子则改说水虽不分东西，却必然向下，以此比喻人趋向于善。双方都借物譬性，但对譬喻应抓住何种性质意见不同。

告子还提出“生之谓性”，把生而具有的特征作为性的基础。孟子以犬、牛、人与性之差别连续追问，要求说明人的道德特征是否也属于性。另一组命题是“食色，性也；仁，内也；义，外也”：亲爱出于主体，所以仁在内；敬长随外在对象而定，所以义在外。孟子及其弟子则通过敬兄、敬乡人等情境辨析，主张义的判断并非只是外物强加。

这些片段不能拼成告子的完整哲学体系。杞柳之喻似乎强调道德成形有待加工，湍水之喻强调本性未定向，“生之谓性”又着眼生命共同属性；三说能否完全相容，学界有不同解释。较稳妥的做法，是把它们视为《孟子》保存的若干辩题，而不替告子补写一套未见于文献的学说。

《孟子·公孙丑上》引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部分赞同不以气强求于心，却反对言辞有疑而不反求于心。这显示告子不仅讨论抽象人性，也涉及心、气和不动心的修养问题。然而原文篇幅很短，其“不动心”究竟依靠何种训练并无说明，不宜与孟子的知言养气等同。

在《孟子》中，告子是重要论敌而非被简单嘲弄的人物：他的譬喻结构清楚，迫使孟子说明“性善”所说的是趋向、能力还是既成行为，也促成仁义内外之辨。文本最终让孟子取得论辩优势，但这是一部孟子学派文献的叙事位置。告子自己的著作若曾存在，今已不可见，因此重建其思想必须保留单一来源造成的不对称。

汉代以来的《孟子》注疏多围绕性无善无不善、义外等命题定位告子，宋代理学又常以他反衬孟子性善论。现代研究更注意告子材料自身的多义性，以及论辩文本可能经过编纂。告子的历史影响，主要由孟子对他的回应间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