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史记·孔子世家》记“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由世系与享年推定的生卒年代并不一致，约前483年至前402年只是通行说法。其活动大致在战国初期，先秦材料留下的连续行迹很少，所谓仕卫、困宋等经历多依后出的汇集材料，难以排成可靠年表。

子思生于孔氏家族，显然处在孔门礼学传统之中；后世常说他受业于曾子，但早期文献没有足够证据坐实直接师生关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较稳妥的理解是孟子与子思一系后学有关，而非孟子亲见子思。荀子批评“子思、孟轲”一派，说明战国晚期已有人把二者并论；现代所谓“思孟学派”据此成立，却不应被看作谱系清楚、主张完全一致的组织。

《孟子》数次以子思与鲁缪公的关系说明君臣、宾主之义。缪公频频问候、馈送鼎肉，子思却不悦，认为君主若只以赐食豢养贤者，而不能以礼相待、举而用之，便不是真正尊贤。另一章说缪公须使可信之人在子思身边传达诚意，子思才得以安处。这些记述未必足以复原具体政事，却鲜明表现了战国儒者不以俸养取代人格尊重的立场。

传统把今本《礼记·中庸》归于子思，书中以性、道、教相贯通，又以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发而中节为“和”，将内在情感秩序与礼义实践联系起来。“慎独”“诚”等论述也使它成为战国心性论的重要文本。不过，《中庸》内部层次、形成时代和作者均有争论，不能把全篇每句话都直接当作子思亲笔。

郭店楚简《五行》等出土材料呈现了与思孟传统相近的德性和心术论题，也显示战国儒学内部有复杂的共同语汇。它们能够帮助理解子思所处的思想环境，却不能仅凭观念相似便确定作者。子思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孔门礼学经由其名下传统转向性、情、诚与修身的深入讨论。

《孟子》中的子思自重而守礼，面对国君既不苟合，也并非拒绝政治，而是要求尊贤与用贤相一致。《礼记·檀弓》保存他处理母丧、家礼等片段，显示他会在礼制原则与具体亲情之间辨析名分；这些篇章的成书和传承复杂，宜视作战国至秦汉间形成的子思形象，而非无可疑的现场记录。《韩非子·显学》把“子思之儒”列入儒家八派，则证明其名号在战国末年已成为一支儒学传统的标识。

汉代以后，子思与《中庸》的作者传统逐渐固定；宋代《中庸》列入“四书”，他又被纳入孔子、曾子、孟子相承的道统，并尊为“述圣”。这一谱系强化了其心性思想的地位，却包含后世重构；研究先秦子思，仍须区分早期记载、文本归属与历代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