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直译为人的性由天命而出，但篇章并未把性写成脱离关系的固定本质。郭店楚墓竹简约属战国中期以前，篇名为整理者据简文所拟；作者、成篇时间及与传世儒家的关系仍有讨论，不能把抄写者直接等同于某一位儒者。篇中“命”是天所赋予的根据，“性”则要在情感、习惯和教养中显出形状。

这句话的重点在说明人何以能够受教成德。性由命出，表示道德可能性并非纯由外力铸造；性要通过情发动，情又须经乐、礼、习、教整理，才形成可持续的行止。该篇既不把人说成全由欲望支配，也不把善理解为已经完成、无须学习的本体。

篇首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接着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道”从情感开始，亲爱、哀戚、敬慎等情感是人趋向正道的入口。篇文又说“礼作于情”，礼并非凭空加在性外，而是把情的方向和强弱编排为共同可行的形式。

简文论及习与教，谓“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人的心会受外物和喜悦、忧惧牵动，故须慎其所习。音乐导引情感，礼义定其节度；教化不是抹除感受，而是使感受各得其宜。

孔子较少以“性”作形上论证，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重心在学习和成德。《性自命出》与此相通，都不把人的现状等同于完成的德性；不同之处在于简文把天命、性、情和礼连成生成链。

孟子以四端说明道德潜能，强调善端须扩充。简文同样肯定情感的道德可能，却没有提出“人性本善”的鲜明命题，也未把情分类为四种德端，而更关心情如何在乐、礼和习教中成形。

荀子以性恶和礼义制作说明教化必要；简文从性情关联说明教化可能。两者都重学习与礼，却对性之初始评价不同：简文保留性受命而可教的开放结构，荀子突出未经化育的欲望会导致争乱。

“性自命出”与天命相连，却不是把一切行为归于命定。命提供人的禀赋和道德可能，具体成德仍要靠情的发动、心的选择以及礼乐教习。它与慎独也有内在联系：既然心志会待物而作，人在无人注视处更须察其所习，避免情感被偶然刺激牵引。

该篇的“情”不能简单等同现代心理学的私人情绪。它既含亲爱、哀乐等感受，也指向人与人、人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礼是情的文理和节度，乐则调畅其流动；这使它与“礼乐”概念相通。与性善论相比，它少作价值二分；与性恶论相比，它也不把未经教化的性直接判为恶，而是强调由性、情到道的转化过程。

郭店楚简公布后，“性自命出”成为重建战国早期儒学的重要材料，学者据此讨论子思学派、楚地思想与《礼记》诸篇的关系，但具体归属并无定论。汉以后经学和宋明理学通常不以此篇为核心，后世关于天命、性情、心性的体系也不能直接倒推为简文原义。今天使用此语，宜保留其出土文献的特殊语境，把它看作先秦儒学内部关于情性与教化的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