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设问的深意：「其当……邪」的口吻与历史意识的觉醒

细读此章，首先值得玩味的是它的句式。「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是设问，是揣度，而不是断言。连用两个「邪」字，语气悬而不决，仿佛作传者立于遥远的后世，隔着数百年的烟尘回望，指认那个时刻，却又不肯把话说死。

这种口吻并非偶然，也不是修辞上的谦退而已。它体现了一种极为诚实的历史意识：对于文献无征、传闻悬隔之事，宁可存疑，不肯武断。孔子论夏殷之礼，正是这种态度：「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能言其大概，而征验不足，则阙疑不断——「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这是孔门治学的根本态度。《系辞》作者面对「易之兴」这样的远古之事，用「其……邪」的设问存其疑，正与此一脉相承。

然而设问归设问，倾向是明白的。两问连发，一问时代，一问人事，由面到点，愈问愈切：先说「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这是时代的大判断；再说「文王与纣之事」，这是把时代收拢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将亡之殷的末代之君，一个是将兴之周的受命之主。时代的碰撞，凝缩为两个人的对峙；而《周易》的卦爻辞，便是在这对峙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八字，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举。「末世」言其时，「盛德」言其德——一边是时间意义上的衰竭，一边是德性意义上的丰盈。这个对举暗含了先秦人对政权兴替的根本理解：王朝的兴亡不是单纯的力量消长，而是「德」的消长。殷之所以「末」，不在其兵甲不足、土地不广——《尚书·西伯戡黎》载祖伊之言，纣尚自恃「我生不有命在天」，其国力未必遽尽——而在其德已丧；周之所以「盛」，也不在其已有天下——文王之世，周犹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的诸侯——而在其德已足以受命。换言之，「末世」与「盛德」在时间上是同一个时刻：就在殷纣尚居天子之位、文王犹为西伯之臣的那些年头里，天下的实质已经翻转，德已在周而不在殷。《周易》便兴起于这个名实相悖、表里翻转的时刻——名分上，纣是君，文王是臣；实质上，殷是将倾之屋，周是方升之日。

这个时刻对于「作易」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若在承平之世，上下相安，名实相符，则言辞可以坦直，吉凶可以明言；而在名实相悖之际，居盛德者反在危地，处末世者犹握生杀，则一切言说都必须迂回、掩抑、危惧。「是故其辞危」的「是故」二字，正是把语言的性格直接系于历史的处境：辞之危，源于世之危、身之危、事之危。这是全章立论的枢纽，后文将反复申说。

尚须一提的是「兴」字。「易之兴也」不说「易之作也」。《系辞下传》他处说「包牺氏……始作八卦」，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指创制；而「兴」则是兴起、兴盛、显用之意。八卦之画或远在上古，占筮之法或行于夏殷——《周礼》有「三易」之名，《左传》《国语》所载筮例亦见易之流传——然而使易之为易、使这部书获得其独特的精神品格与深沉的义理内涵者，则在殷周之际。「兴」字下得极有分寸：它不抹杀易的古老渊源，却把易的精神诞生锚定在那个忧患的时刻。犹如江河之有源，滥觞之水或出于雪山幽谷，而其成为浩荡大川，则必有一段陡然深阔的河道；殷周之际，便是易之为道陡然深阔的河道。

于是，《系辞》作者以两个设问，完成了一件大事：他把一部占筮之书，读成了一部历史忧患之书；把一套吉凶悔吝的符号系统，读成了一个圣人在至暗时刻的心迹。这一读法，为全章——也为整个儒门易学——奠定了方向：读易不是读一册休咎的簿录，而是读一颗身处忧患而不失其正的心。要理解这颗心，就必须先走进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