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章的精神：不是替人逃避变化，而是教人进入变化

世间之事，最容易令人不安的，并非全然无物，而是有象而未定、有端而未成。日已西斜，却不知风雨何时至；邦国已有疑隙，却不知争端何时发；人与人之间言语稍失，却不知怨结是否加深；自身志向已有所趋，却不知当进还是当退。变化尚未凝成结果时，人的心最容易被欲望与恐惧牵引。欲望使人只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征兆，恐惧使人把尚可挽回的局面误认作不可逃避的祸患。《易》之为教，首先就在这里介入：它不取消未定，而是使人能够正视未定。

“设卦观象”不是把活泼的天地封闭成几个僵硬图形，而是从复杂之中立其大端，使人在纷乱中见到结构。譬如一件事情，有上下、有内外、有始终、有应与不应、有承与乘、有当位与失位。若只随着一时情绪观看，所见往往只是利害的一个断面；放到卦爻结构中看，便会知道任何一步都处在关系之网中。所谓象，正是把孤立之事重新放回关系。人之得失从来不是凭空落下，皆与所处之位、所遇之时、所接之人、所守之德相关。象使这些关联显出来，却不把它们说死。

“系辞焉而明吉凶”也不是给象贴上简单的好坏标签。吉凶之所以要“明”，正在于它们本不总是显明。眼前有所得，未必终于吉；眼前有所失，未必终于凶。强进似乎得志，可能正因不知退而积祸；暂退似乎受屈，可能正因能守而保全。辞的作用，是在表面得失之外揭示趋向，在事情尚有转圜时给人以言语的尺度。爻辞常以简约的处境、行动与判断并置，使人不能只取一个“吉”字而忘记其条件，也不能只畏一个“凶”字而忽略其由来。吉凶不是命运投掷给人的结果，而是道路与行动之间的相应。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进一步说明：《易》的世界不是静止陈列的。刚柔并非两块永不相干的材质，它们相互推移、彼此成就。刚若没有柔的承受与调节，容易折；柔若没有刚的立定与发动，容易靡。进中含退，退中蓄进；显中有幽，幽中将显。天地所以长久，并非永守一种面貌，而是阴阳各得其时。人事亦然。君子不能把一次正确的做法固执为万世不变的法式，因为时移则位异，位异则义之所宜也随之转折。真正可守的不是僵死的动作，而是在每一次变化中辨认何者合宜的能力。

因此，本章的精神不是给人一个逃避变化的安稳角落，而是养成人进入变化的定力。人若只想先知道结果，再决定是否行善，所得的不是《易》教，而是计较；若只想借占辞免去责任，所得的不是明，而是自欺。君子观象，是为了看清自己处在何处；玩辞，是为了反复体会所当守的分寸；观变，是为了知道行动已经进入何种关节；玩占，是为了在未决之际不被私欲劫持。其终点仍是自己承担行动。

这一点与儒家所重的修身相通。夫子谈知命，并非使人消极等待，而是使人不在利害逼迫下失其所守；谈畏天命，也并非使人迷信不可知的威权，而是使人知道自身的聪明与力量都有边界。孟子先生言尽心、知性、知天，把对天的领会落在存心养性之中。天不是借口，而是尺度；命不是推卸，而是人在不能尽控的境遇中仍然尽其道。《系辞》本章把这一精神落实到《易》的使用：卦爻不能代替德性，却能使德性在具体时位中变得敏锐。

这一点又与道家对自然变化的敬畏相通。太上反复警惕强作、妄为、自见、自是，是因为人常以局部意志与天下之势相争。柔弱并非怯懦，而是能顺应事物内部的节律；不争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以躁进破坏生成。庄子先生所示的游心，也不是把是非利害全然抹去，而是松开成心，使人不以一己所执遮蔽万物之化。《系辞》说刚柔相推，说进退之象，正要求人在将动之时先解除那种“只有这一条路”的狭隘。能见变化，才有真正的选择；能承认自己身处变化，才可能不与大势相逆。

所以，全章虽言吉凶，根本处却在“观”；虽言占，根本处却在“玩”；虽言祐，根本处却在君子之居与动。观不是瞥见，玩不是戏弄。观要虚心，玩要沉潜。一个人若没有长期居安观象、玩辞养心的功夫，临事之占很容易沦为欲望的回声。反过来，若平日只是谈说义理而从不面对真实抉择，所谓观象玩辞也会变成空疏之学。《易》把静居与行动连在一起，正是要使所学经受事情，使事情反过来磨亮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