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象：从耳目所接抵达时位之理

“观”不是被动接受。目虽见而心不在，不能称观；心有所执而只求证成己见，也不能称观。观要求停留、比较、反复、通贯。一个人在事情刚出现征兆时，往往急于命名：这是机会，那是威胁；此人可用，彼人可弃；这一步必胜，那一步必败。卦象把这种匆促判断暂停下来，让人先问：我处在内还是外？在初始还是终局？与谁相应？受谁所乘？所持者刚还是柔？此时宜进还是宜退？这些问题并不直接提供答案，却改变了看事情的方式。

观象首先是观“整体”。爻辞虽落在一爻，却不能脱离全卦。一个位置上的刚健，在另一格局中可能成为过亢；一种柔顺，在不同关系中可能是得中，也可能是失守。整体并不抹杀局部，而是让局部获得意义。治理中一项政令看似惠民，若耗尽仓廪、妨害农时，长远可能反害民；个人一次忍让看似柔弱，若保存了共同体的和气，可能正是大勇。只见眼前局部，吉凶常被倒置；观其整体，才知道一时利害在更长次序中的位置。

观象其次是观“时”。同一行动，早一步可能躁，晚一步可能失；同一言语，在人心未定时说会加深猜疑，在彼此已有信任时说则能解结。时并非外在钟刻，而是事物成熟与否的状态。草木有萌芽、抽条、开花、结实，人事也有潜藏、发动、扩展、收敛。卦爻的初、二、三、四、五、上，正使观者习惯从过程观看处境。初不必急于求成，上不可仍作初谋；居中者有中位之责，临终者有知变之难。识时，是不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物的节奏。

观象再次是观“位”。位既包括身份名分，也包括力量、责任和关系中的实际位置。处下者所能承担与处上者不同，在内者所知与在外者不同，主事者与辅佐者的行动边界不同。先秦礼家重名分，并不是要把人封死在等级中，而是看到秩序必须由相互责任构成。若人人只争权利而不顾其位之责，群体便会崩解；若居上者只享其尊而不尽其养民之责，名位也失去正当。卦象中的当位、失位、中正、应与，给“位”加入动态衡量：形式上的位并不能自动保证行动正当，仍须看德与时是否相称。

观象还要观“势”。势是许多关系累积而成的趋向。它未必由某一个人决定，却会影响每个人的行动空间。《孙子》善论势，认为善战者不只求于人，也善于借整体形势使力量自然发挥。可是势若被理解为纯粹制胜工具，便容易使人只问能否成功，不问所成何事。《易》所观之势总与吉凶、悔吝相连，也就是与得失之义、忧虞之心相连。势强不等于义正，势弱也不等于当弃。君子观势，是为了在现实约束中成其义，不是以现实强弱取消义。

由此，象并非玄远不可接。家庭中的长幼亲疏、朝廷中的上下内外、交友中的信疑往复、修身中的志气消长，都有象可观。一个人反复承诺却不履行，信任已呈剥落之象；一个政令频繁改变而没有稳定原则，群下已呈疑惧之象；一个人得意时愈加谦抑，力量虽盛而有持盈之象；一个共同体能够容纳逆耳之言，内部便有通达之象。观象不是从偶然物兆猜测命运，而是在事物已经显出的纹理中辨识趋向。

观象所需的虚静

人的耳目常被强烈之物夺取。大的声势、急的消息、近的利益，比缓慢而深远的变化更容易引人注意。虚静的意义，是让那些不喧哗的征兆也能进入心中。太上重致虚守静，庄子先生说心斋、坐忘，其要都在解除成见对感知的霸占。虚不是心中全无尺度，静也不是停止行动；虚是不给私欲预先占满，静是不在躁动中仓促反应。有此功夫，观者才可能看见自己原本不愿看见的事实。

儒家之静并不离伦常。夫子在日用之间察言观行，从人的辞气、容貌、进退看其德性，又要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正可作为观象的心法：不凭空臆测，不先定必然，不固守旧见，不以自我为唯一中心。孟子先生说持其志、无暴其气，亦是在内心立定大本，使外物变化不能轻易夺其明。没有内在所守，所谓虚静可能变成随波逐流；没有对外开放，所谓所守又可能变成刚愎。观象要求二者并存。

观象不是迷信征兆

先秦生活重祭祀、卜筮，也常记灾异与物候。但本章把象与变化、进退、得失相连，重点不在猎取奇异。真正有意义的征兆，常常就在行为和关系本身。政令烦苛而百姓逃亡，是可观之象；亲贤者日疏、谄媚者日近，是可观之象；仓廪空虚而宫室益侈，是可观之象；心中明知有过却不断为自己辩护，也是可观之象。这些都不需要神秘传闻，只需要诚实地看。

迷信征兆者常有两个问题：一是舍近求远，不察自身德行与现实因果，却追逐偶然声色；二是把象当作必然结果，仿佛一见某兆便无可改变。《易》之象恰恰服务于变化。如果结局早已封死，观象便没有修正行动的意义。因为局势仍在生成，征兆才值得重视；因为人的德行和行动能够参与生成，吉凶才可以明而趋避。这里的趋避不是投机，而是趋向合宜、避开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