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得失须在大道中衡量

本章连续用四个判断解释《易》中最重要的范畴。第一个是“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吉凶不是孤立的神秘记号，而是失与得呈现在卦爻中的形象。这里先说失而后说得，尤能使人警醒。人面对占问，多半急于求得：得财、得位、得胜、得所欲。可《易》先让人看见失。因为每一种得都可能以另一种失为代价，若不先问所失，便不能知道所得是否真正可欲。

得一时之利而失信，是失大于得；保全颜面而失去改过之机，是失大于得；取得权位而失去民心，是失大于得；迁就众意而失道义，也是失大于得。相反，舍小利而得信，退虚名而得实，受一时责难而守住公共之义，表面虽失，根本却得。吉凶以失得为象，不是把得等同吉、失等同凶，而是要求重新排列得失的层次。

先秦儒家反复辨义利，正在澄清何者为根本之得。夫子并不否定富贵，但要求以道得之；也不赞美贫贱本身，而重视在贫贱中不改其乐、不失其守。孟子先生说义与利的分别，不是让人不顾生计，而是反对人人只以私利为先，因为上下交征利，最终连共同生活的基础也会失去。荀子先生更明白欲不可尽去，所以以礼义分养，使众人之欲在有限物资中有所节。由此观吉凶，不能只看个人是否多占，而应看所得是否破坏群体可长久的秩序。

道家也不断揭示“得”的反转。太上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得若没有止，便在得中种下失；占有越多，守护的负担越重，争夺也越盛。反之，知足者似乎少取，却因不受无穷欲望驱迫而有真正的丰足。庄子先生借许多寓言松动世俗对有用、成功与名誉的执著，使人看见被世人判为“无用”的存在，可能正因不被役使而全其生。吉凶之象若与此相参，便不会沦为世俗成败表。

得失并非只属个人

卦爻中的得失常发生在关系中。一个爻得位与否，要看它与全卦诸爻的关联；一个人的行动是否吉，也须看它对家、国、友朋乃至后世的影响。若以众人之失成一己之得，这种“得”在更大的象中已属凶。治理者增加征敛，府库一时充实，若使农桑凋敝，便是国计表面有得而邦本有失；将领贪求战功，攻取一地而耗尽民力，便是名位有得而生民有失。观象要求扩大计算得失的范围。

同样，个人暂时承担损失，也可能让共同体获得转机。但这不能成为居上者要求他人无限牺牲的借口。真正的义必须可反求诸己：要求百姓俭约，治者先不可奢侈；要求群下守信，居上者先不可反复；要求他人赴难，发令者须承担相应责任。若只把“舍小我”用来规训弱者，而强者继续自取其得，便是以义言装饰不义。卦象的上下内外关系恰能揭穿这种单向要求。

得失需要时间显现

有些得失立刻可见，有些则要经过长久变化才显露。种谷于春，不能当日责其无获；养信于人，也不会一句善言便积成深厚。相反，谎言第一次得逞时似乎无失，信任却已出现细微裂纹。故观吉凶不能只取眼前一刻。六爻展开过程，正使人把初、盛、衰、终连起来看。若一个行动只能在最初显利，一旦延续就必然伤害整体，它的吉便可疑。

《易》教人见微，不是凭空预言遥远未来，而是从初始结构推察可能后果。小小失信若不改，会使人际关系不断防备；一项临时权宜若长期化，会侵蚀正当制度；一次因怒越礼若被合理化，会使性情渐趋暴戾。反过来，一念知过若能落实为改，一次节制若能积累为习，一句诚实之言若能经受考验，也会逐渐成德。所谓失得之象，就在此刻已经萌生，只是结果尚未完全显著。

不以成败倒推吉凶

世人容易以结果论人：成者皆智，败者皆愚；存者皆吉，亡者皆凶。然而结果中包含时运、他人行动与众多不可控条件，不能简单倒推行动者的德义。君子尽其道而遭困，并不因此使其道成为凶；小人侥幸得利，也不因此使其行成为吉。《易》所谓吉凶当然关切实际通塞，却不把偶然成败奉为最高尺度。

这里需要区分“道之得失”与“事之成败”，又不能将两者彻底割裂。守道不是漠视结果。若行动反复造成伤害，君子不能只说自己动机高尚；他须重新观象，检查是否不知时、不量力、不善用人。只是检查的目的，不是放弃义以迎合成败，而是让义找到更可行的落实方式。道为主，术为用；无道之术虽成亦危，有道无术则善意可能不得成。吉凶之明正要求二者相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