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义利之辨与治乱之衢

第三章 "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义利之分与风教之源

一、经文之全面解读

"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

此段经文，可谓荀子先生政治哲学之纲领性论述。其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总论）："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统治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统治者崇尚道义，百姓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修饰自己的行为（暗饰）；如果统治者贪好财富，百姓就会为了利益而不惜拼命（死利）。

第二层次（判断）："二者治乱之衢也。"——这两种取向，就是通向治世与通向乱世的分岔路口。"衢"者，四通八达之路口也。选择"好义"之路，就走向治世；选择"好富"之路，就走向乱世。此一选择，关乎国家之命运。

第三层次（论证）：荀子先生引民间谚语为证，展示"上好富"之社会后果。"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民间谚语说：你想发财吗？那就忍受耻辱吧！做出倾轧排挤的事吧！抛弃老朋友旧关系吧！跟道义彻底分道扬镳吧！荀子先生以此民间谚语证明：当统治者好富成风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就会全面崩溃——羞耻心消失了（忍耻），人际信任消失了（倾绝），社会纽带消失了（绝故旧），道德底线消失了（与义分背）。一个社会如果走到了这一步，怎么可能不天下大乱呢？

二、"上好义，则民暗饰矣"——教化之无形力量

"暗饰"二字，极为精妙。"暗"者，无声无形、不知不觉之谓也；"饰"者，修饰、修正自己的行为之谓也。合而言之，"暗饰"即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改善自己的行为——既非出于对刑罚的恐惧（外在强制），亦非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功利计算），而是出于对道义之美的内在认同。

为何统治者"好义"就能使百姓"暗饰"？这牵涉到先秦儒家对社会教化机制的深刻理解。

夫子在《论语·颜渊》篇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统治者的德行如同风，百姓的德行如同草。风向哪个方向吹，草就向哪个方向倒。此喻之深义在于：社会风气的方向，是由上层决定的。统治者崇尚什么，整个社会就会崇尚什么。这不是一个道德说教，而是一个社会学事实——在任何社会中，上层的价值取向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制度、礼俗、舆论等）渗透到整个社会。

荀子先生在《君道》篇中对此有更为系统的论述："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此处以水源之喻来阐明君民关系，与夫子之风草之喻异曲同工，而更加具体明确。统治者是社会风气之源头——源头清，则整条河流清；源头浊，则整条河流浊。"上好义"即"原清"，故"民暗饰"即"流清"；"上好富"即"原浊"，故"民死利"即"流浊"。

为什么风气的传导会如此有效？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的行为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荀子先生在《劝学》篇中有极为深刻之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蓬草生在麻田里，不用支撑自然会长直；白沙混在黑泥中，自然会变黑。这不是蓬草或白沙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使然。同样，当统治者"好义"时，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崇尚道义的环境，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百姓，不知不觉就会受到感化而"暗饰"其行——就像蓬草生在麻中，自然而然地长直了。

这种"暗饰"之教化效果，远远超过刑罚之威慑效果。为什么？因为刑罚之效果是"显"的——百姓知道自己是因为害怕惩罚才不犯罪，一旦惩罚的威慑消失（比如法律执行不力、或者自认为不会被抓住），犯罪行为就会卷土重来。而教化之效果是"暗"的——百姓已经将道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不犯罪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内心不愿意这样做。这种内在的自律，远比外在的他律更加持久和可靠。

这就是为什么前文说"至成康则案无诛已"——成康之世的"无诛"，不是因为刑罚极其严厉使人不敢犯罪，而是因为教化极其深入使人不愿犯罪。前者是"显"之效果，后者是"暗"之效果。荀子先生用"暗饰"二字，准确地揭示了这一道理。

三、"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利欲之膨胀与道德之崩溃

与"暗饰"相对的是"死利"。"死利"二字，同样极为精妙。"死"者，拼死也、不惜死也；"利"者，利益也、财利也。合而言之，"死利"即为了追求利益而不惜拼命——不惜冒生命之险，不惜犯法律之禁，不惜弃道德之节。

为何统治者"好富"就会导致百姓"死利"？因为当统治者以财富为最高价值时，这一价值取向就会通过制度和风气渗透到整个社会。统治者好富，则赏赐必以财富为准——有钱者得势，无钱者失势。在这样的社会中，财富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保障，更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人格尊严的凭据。于是，追求财富就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欲望，而是关乎生存和尊严的根本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会"死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财富。

荀子先生在《富国》篇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治国之道在于节约用度、宽裕百姓。如果统治者奢靡无度（好富之表现），必然导致赋税加重，百姓困穷。百姓一旦困穷，就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拼命追求利益——这就是"死利"的根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上好富"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时，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颠倒。原本，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由其德行来决定——有德者受人尊敬，无德者受人鄙视。但在"上好富"的社会中，一个人的价值完全由其财富来决定——有钱者受人追捧，无钱者受人轻蔑。在这种颠倒的价值体系中，道德不仅不被重视，反而成为致富的障碍——因为严守道德往往意味着放弃不义之财，而在一个以财富论英雄的社会中，放弃财富就等于放弃了一切。

这就是荀子先生引用民间谚语所要证明的道理："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在一个"上好富"的社会中，致富的途径就是抛弃一切道德底线——忍受耻辱（不要脸），排挤倾轧（不顾人），抛弃故旧（不念情），背离道义（不讲理）。

四、"民语"之深义——民间智慧与社会诊断

荀子先生此处引用了一则"民语"（民间谚语），这一做法本身就极具深意。

在先秦思想传统中，"民语"或"谚语"被视为民间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为什么？因为民间谚语是千百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它不加修饰，不讲理论，直接反映了社会现实。统治者可以用华丽的辞藻来掩盖政治的黑暗，学者可以用复杂的理论来粉饰太平，但民间谚语不会说谎——它以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最真实的社会状况。

"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这则民间谚语，以四个递进的感叹句，描绘了一个道德全面崩溃的社会图景。

第一步："忍耻矣！"——羞耻心的丧失。羞耻心是道德的第一道防线。一个人如果还知道羞耻，他虽然可能做错事，但至少会有所顾忌。然而，当社会以贫穷为最大的耻辱时，人们就会为了摆脱贫穷之耻而忍受一切其他的耻辱——行贿、献媚、出卖朋友、背叛信义，只要能致富，什么耻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忍耻"。孟子先生言："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羞耻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当一个社会的风气迫使人们放弃羞耻心时，这个社会就已经在道德上瓦解了。

第二步："倾绝矣！"——社会秩序的破坏。"倾"者，倾覆也、排挤也；"绝"者，断绝也、毁灭也。为了致富，人们开始相互倾轧、相互排挤——同事之间勾心斗角，邻里之间尔虞我诈，甚至兄弟之间也反目成仇。这种"倾绝"，破坏的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没有信任，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

第三步："绝故旧矣！"——人情纽带的断裂。"故旧"者，老朋友、旧交情也。在先秦社会中，"故旧"不仅是个人关系，更是社会纽带。一个人的"故旧"构成了他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既是他的支持系统，也是他的道德约束——因为在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受到"故旧"的监督和评价。当人们为了致富而"绝故旧"时，这个社会网络就瓦解了，人就变成了孤立的个体，不再受到任何社会道德的约束。

第四步："与义分背矣！"——道德底线的彻底丧失。这是道德崩溃的最后一步。当一个人已经不知羞耻、已经排挤他人、已经抛弃故旧之后，他就与"义"彻底分道扬镳了。此处之"义"，不仅指个人的道德操守，更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一个"与义分背"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弱肉强食、唯利是图，一切美好的价值都被践踏在利益的脚下。

荀子先生之所以引用这则民间谚语，不仅是为了证明"上好富"之害，更是为了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民间百姓对社会风气的感受，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加直接和真切。统治者也许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自己的"好富"正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但百姓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用谚语的形式总结了出来。

五、民间谚语与士人经典——知识传统的两个维度

在深入探讨"治乱之衢"的政治哲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思考一个方法论问题：荀子先生为何要在引用经典之余，特别引用"民语"（民间谚语）来作为论证的依据？

这一做法，体现了先秦思想家对知识来源的一种独特理解。在他们看来，关于人世的真理不仅存在于经典和圣人的教诲之中，也存在于千百万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之中。经典所载者，是圣人以其超凡之智慧所提炼出的普遍真理；而民间谚语所载者，是普通人以其切身之经验所总结出的具体真理。两者相互印证，才能构成对社会现实的完整认识。

夫子本人就极为重视来自民间的知识。《论语·子张》载子贡之言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夫子到处学习，哪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夫子的知识来源是多元的，不仅来自于古圣先贤的典籍，也来自于对民间生活的观察和体悟。《论语·阳货》载夫子论《诗》之价值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夫子在这里将《诗经》视为了解社会现实的窗口——《诗经》中大量的民间歌谣，记录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状况、社会风气。这些民间歌谣与圣人之教言，共同构成了理解天下的知识基础。

荀子先生引用"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这则民间谚语，正是这种知识传统的体现。他不是仅仅以学者的身份从理论上分析"上好富"之害，而是同时呈现了普通百姓对这一现象的亲身感受。民间谚语以其质朴无华的语言，道出了学者用千言万语可能也说不清楚的真相：在一个"上好富"的社会中，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抛弃一切道德底线。这种来自底层的声音，比任何精致的理论分析都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是从活生生的社会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不是从书斋中推演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先生引用此谚语时用的是"民语曰"三字。"民语"而非"谚曰"或"俗言"——"民语"这个说法本身就蕴含着对"民"之声音的重视。"民"之所"语"，就是"民"之所见、所感、所知。当"民"在口耳相传中流传着"欲富乎？忍耻矣"这样的谚语时，这说明"上好富"所造成的道德败坏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个别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以至于普通百姓都已经将其总结为一条人生"经验"了。

庄子先生对民间智慧同样有深刻的理解。《庄子·秋水》载河伯与北海若之对话，其中北海若论"大知"与"小知"之别，最终归结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先生认为，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对万物之真相的直接洞察。民间谚语虽然语言粗鄙，但它往往比学者的精致理论更能直接触及事物的真相——因为它没有理论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迂回，而是直面现实、直抒胸臆。

六、"二者治乱之衢也"——义利之辨的政治哲学

"二者治乱之衢也"——此一判断，将义利之辨提升到了治国理政之根本问题的高度。在荀子先生看来，一个国家是走向治世还是走向乱世，不取决于军事力量之强弱，不取决于法律制度之繁简，甚至不取决于经济实力之盛衰，而取决于一个最根本的价值选择：统治者究竟崇尚道义，还是贪好财富？

这一判断，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极为深厚的根基。

夫子在《论语·里仁》篇中有一段极为简洁而深刻的论述："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利益为行事之准则，必然招致众怨。为何？因为利益是有限的，一人之得必为他人之失。当统治者以利益为最高准则时，他们必然会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包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多怨"之由来。而"多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为社会动乱——这就是"乱"之由来。

相反，道义是无限的。一个人崇尚道义，不仅不会损害他人，反而会惠及他人。《论语·雍也》载夫子论"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仅自己要站得住，还要帮助别人站得住；不仅自己要通达，还要帮助别人通达。这是一种"共赢"的价值取向，与"好富"之"零和"取向截然相反。当统治者以道义为最高准则时，他们的一切政策都会以惠及百姓为目标——这就是"治"之由来。

孟子先生对义利之辨有更为系统的论述。《孟子·梁惠王上》篇首即载孟子先生与梁惠王之对话，堪称先秦义利之辨的经典文献。孟子先生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先生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先生此论之深义在于：如果统治者开口就谈利益，那么大夫也会谈利益，士人和百姓也会谈利益。当社会上从上到下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利益争夺的战场——"上下交征利"。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人会关心公共利益，没有人会考虑道德责任，每个人都只想着如何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不陷入危险呢？

这与荀子先生之论完全一致。"上好富，则民死利矣"——统治者好富，就等于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信号：财富是最重要的。于是整个社会就沿着这个方向狂奔——人人拼命追求财富，不惜忍耻、倾绝、绝故旧、与义分背。这就是孟子先生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之局面。

道家对义利问题亦有深刻之思考。《老子》第四十六章云："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先生指出，天下有道之时，战马被用来耕田施肥（和平状态）；天下无道之时，怀孕的母马都被征用到战场上（战乱状态）。最大的祸患在于"不知足"，最大的过错在于"欲得"。此处之"不知足"与"欲得"，正与荀子先生之"上好富"同义——统治者永不满足地追求财富，正是天下大乱之根源。

又《老子》第四十四章云："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名誉和生命哪个更重要？生命和财货哪个更珍贵？此问之深义在于：当人们为了追求名利而丧失了生命本身的意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笔亏本的买卖。"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贪爱必然导致巨大的耗费，过多积藏必然导致惨重的损失。这不正是"上好富"之社会的写照吗？

六、上古视角——尧舜禹之让与桀纣之取

从上古传说来看，"上好义"与"上好富"之对立，可以追溯到尧舜禹的禅让传统与桀纣的贪暴传统之间的根本对立。

尧舜禹之所以被后世尊为圣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让"——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让"是"好义"的极致表现：将天下之至尊之位让给更有德行之人，而非传给自己之子孙。这种"让"，意味着在这些圣王心中，天下之公义高于个人之私利——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私产。

与之相反，桀纣之所以被后世视为暴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取"——取天下之财以供一己之享乐，取百姓之力以满一己之欲求。"取"是"好富"的极端表现：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肆意掠夺，毫无节制。

《论语·泰伯》载夫子之言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此语意甚深。"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虽然拥有天下，但在心中并不以天下为私有之物。这就是"好义"的精神境界：身居至尊之位，却不以天下之富贵为己有，而是以天下之公义为己任。

《尚书·五子之歌》（虽或为后人拟作，然其所载上古传说为先秦士人所熟知）记太康失国之教训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此语之深义在于：统治者应当亲近百姓，不可凌驾于百姓之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如果统治者"上好富"，掠夺百姓以自肥，那就是在"下民"——将百姓置于自己之下，视百姓为可以任意压榨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本不固"——根本动摇，国家危亡。

在上古民俗传统中，亦有许多关于"义"与"利"的朴素智慧。先民祭祀之礼，核心精神是"报本反始"——感谢天地神灵所赐予的一切，并将自己所得之物（如收获之谷物、猎获之禽兽）回馈给天地神灵。这种"报本反始"的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义"的精神——我所得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天地所赐予的，因此我有义务回报。这与"好富"之精神恰恰相反——"好富"者只想索取，不思回报；只知占有，不知分享。

先民之互助习俗亦体现了"义"之精神。在先秦农业社会中，邻里之间的互助（如共同耕作、共同防灾、共同祭祀）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机制。这种互助精神的根基，就是"义"——即对他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当"上好富"的风气摧毁了"义"的精神时，这种互助机制也就瓦解了——人人都只想着为自己谋利，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人。社会因此而分崩离析，最终走向"乱"的深渊。

七、义利之辨的深层追问——何为"义"？

至此，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先秦诸子所说的"义"，究竟是什么？

在先秦思想中，"义"的含义极为丰富。《说文》虽为两汉之书，然其释"义"之字源甚古，以"宜"释"义"——义即宜也，即合乎恰当之理。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字义。

在儒家思想中，"义"有多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义为宜。即做合乎情理、恰如其分之事。《中庸》云："义者，宜也。"每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都有其应当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君有君之义，臣有臣之义，父有父之义，子有子之义。每个人都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角色责任，社会就能和谐运转。

第二层含义：义为正。即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荀子先生在《王制》篇中说："公正而无私，此人主之所以取天下也。"又《强国》篇云："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义是对邪恶和奸诈的限制与禁止——即公平正义之原则。

第三层含义：义为群。荀子先生有一段极为独特的论述，见于《王制》篇："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此段论述将"义"与人的社会性联系起来：人之所以能群居合作，是因为有"分"（分工与分位）；"分"之所以能行，是因为有"义"（合理的规则和道德）。有了义，人们就能合作（和），合作就能统一（一），统一就有力量（多力），有力量就能战胜自然（胜物）。因此，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就建立在"义"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上好义，则民暗饰矣"，其深义就更加清晰了：统治者崇尚道义，就意味着他在维护和加强整个社会的合作基础。当社会的合作基础稳固时，每个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因此每个人都有动力去遵守规则、修饰自己的行为（暗饰）。反之，当统治者"好富"时，他实际上是在破坏社会的合作基础——因为"好富"意味着将社会变成一个利益争夺的零和游戏，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竞争者而非合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凝聚力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了，社会走向"乱"就是必然的结果。

在道家思想中，"义"虽然不是核心概念（道家甚至批评过儒家对"义"的执着），但道家对"利"之害的认识与儒家是一致的。《老子》第八十一章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不积聚（不好富），帮助别人反而使自己更富有，给予别人反而使自己拥有更多。这看似悖论的道理，其实与荀子先生之论相通：当统治者不以积聚财富为目标，而是以惠及百姓为目标时，社会的整体福利就会增加，统治者自身也会从中受益。反之，当统治者贪好财富、与民争利时，社会的整体福利就会下降，统治者最终也会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