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

郭店《五行》共五十简，是郭店儒简中分量极重的一篇，与《缁衣》《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等思孟系文献同墓而出。它所讲的「五行」，并非金木水火土的自然五行，而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这一篇的出土，直接关系到先秦学术史上一桩悬置两千年的公案——荀子所讥子思、孟轲的「五行」，究竟何指。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它的出土次第。早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中，已先有一篇《五行》问世，学者据以初步揭出「五行」即仁义礼智圣之说；二十年后，1993年郭店楚简《五行》再度现身，且年代更早、直抵战国中期。一帛一简，先后印证，遂使这桩古谜落定。郭店本抄写于约公元前300年，早于秦火，是迄今所见《五行》最早的写本，其证据地位无可替代。

简本原题「五行」，此题亦见于马王堆帛书本，可见并非整理者臆加，而是这篇文献本有的名目。全篇以「五行」立纲，开宗即列仁、义、礼、智、圣五者，逐一申说其「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之别，结构谨严，层层推衍，是一篇体系相当完整的德性论文献。

就文本形态而言，郭店本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只有「经」，没有「说」。马王堆帛书《五行》除经文之外，另附有逐句解说的「说」文，当为后学阐释经义之作；郭店本则纯为经文，未附解说。这一差别透露出《五行》文本的层累过程：先有经，后有说，经在战国中期已经成篇，说则是其后学者递相诠释的产物。简、帛二本经文的编次与文字大体相合而小有出入，正好据以校读，复原这篇经文较早的面貌。

《五行》的立论基点，是德行的「内」「外」之辨。仁、义、礼、智四者，「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内化于心、发自本性者，是「德之行」；仅见于外、未及内化者，只是「行」。同一善举，因其是否根于内心而有德行与行为之分，道德的真伪高下由此判然。这一内外结构，把儒家的德目从外在规范提升为内在生命的自觉，是本篇最富理论意味的贡献。

在此之上，本篇又立天道、人道之别。「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仁义礼智圣五者皆形于内而和谐，谓之「德」，属天道；仅仁义礼智四者和谐，谓之「善」，属人道。圣被单独抽出，与其余四者划界，正见其地位之殊。本篇论圣，谓「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又以「金声而玉振之」状圣德之集成：智者由见而知，圣者能闻而知，直通天道，故圣居五行之极。此外，篇中屡言「慎独」，主「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把工夫收归于内心的专一与诚，与《中庸》一脉遥相呼应。

《五行》不止于列举五者，更措意于它们如何「和」而成德。四行相和谓之善、五行相和谓之德，德善之成，端在诸德行的谐和无间，而非各德的简单相加。篇中又以心为德行之枢，屡言「思」——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皆自内心之思虑而发，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由是，《五行》遂由德目之列举，通向一套以心统德、由思而和、由内达外的成德工夫论。其精微处，正是孔门「为仁由己」之教在心性层面的深化，也为孟子言心、言思、言扩充四端，预植了根荄。

《五行》没有传世本，其对读之本是马王堆帛书《五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帛书本经、说兼备，郭店本则有经无说。以经文相校，简、帛大体一致，而字句、编次时有小异，个别处异文还牵动义理——例如论「圣」之「形于内」与「不形于内」，简、帛的措辞即略有参差，学者据以推敲圣德的定位。有说无说、文字异同，恰好勾勒出《五行》自战国至汉初的流传轨迹。

本篇虽无传世本，其思想却与传世的思孟系典籍处处相通，足资参证。「慎独」之说，与《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如出一辙；简帛《五行》出土后，学者更据以重新审视「慎独」之「独」，以为其义或非「独处」，而近于内心之专一得一。论「圣」而及「金声玉振」，又与《孟子·万章下》以「金声而玉振之」状孔子集大成相印证。凡此皆表明，《五行》与《中庸》《孟子》同属子思、孟子一系，思想血脉一贯。

就简、帛二本的对读而言，其价值不止于文字校勘。郭店本纯为「经」，字句简古而义蕴时或隐晦；马王堆帛书本于经文之后逐句系以「说」，等于附上了一部汉初学者的注解。以说解经，许多经文的确诂由是可寻——如「慎独」之「独」、如圣智之别、如「德之行」与「行」之界，说文皆有申发。当然，说成于后学，未必尽合经文本意，据以解经须有分寸；但简本立其经、帛本传其说，一前一后，恰使《五行》自战国至汉初的文本层累与义理演进第一次可以对观并读，这是任何单一传本都无从提供的。

《五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了结了一桩两千年的悬案。《荀子·非十二子》讥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明指思孟一派倡「五行」之说，却语焉不详，后人遂不知其「五行」所指为何。自唐代杨倞注《荀子》以来，或以为即金木水火土，或别为他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思孟「五行」竟成千古之谜。

谜底的揭开，得力于两次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学者据其经、说，考定思孟「五行」实为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非自然界的五材，谜案初现曙光；1993年郭店《五行》继出，年代更早，且与《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等思孟系文献同墓共存，确证此篇战国中期已经成篇、且确为思孟一系所传。至此，荀子所讥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已成定谳，思孟五行说由传闻之谜落为可读之文。

这一落定，牵动的远不止一篇之考订。它坐实了荀子批评思孟的具体所指，为重构战国儒学的内部分化提供了实据；它揭出仁义礼智圣的德性谱系，尤其是「圣」通天道、居五行之极的特殊位置，深化了对思孟心性论的理解；它与《中庸》《孟子》的相互印证，又把子思到孟子之间的思想链条连缀起来。地下一篇《五行》，使千年聚讼一朝而决，也让思孟学派的面目第一次清晰地显现于世。

五行说的复明，也为重审孟子思想留下伏笔。人皆知孟子倡仁义礼智「四端」，而《五行》于四者之外别立「圣」，合为五行；四行相和谓之善、属人道，益之以圣而后成德、通天道。何以孟子显言四端而罕言五行？五行之「圣」，与孟子所谓「圣人」、所谓「尽心知性知天」者，又如何相衔？这些问题，皆因《五行》的出土而得以重新提出。它使人看到：自子思至孟子，思孟一系的心性论并非铁板一块，而有其内部的调整与侧重——孟子或是承五行之绪而有所裁择，四端之说，未尝不可视为五行说的一种精简与转进。一篇《五行》，遂不止破一古谜，更为重绘思孟学派的思想地图提供了关键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