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一号楚墓因屡遭盗扰，由荆门市博物馆抢救性清理发掘。墓室虽经扰动，仍出土竹简八百余枚，据整理凡804枚，其中有字之简726枚，存字一万三千余。这是二十世纪出土先秦典籍中数量与质量俱称罕见的一批，学界习称「郭店楚简」。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指向战国中期偏晚，约当公元前300年前后；竹简的抄写年代还要早于下葬，因而这批文本成形于战国中期，早于秦火，也未经汉人整理改易，保存了先秦典籍尚未定型时的原始面貌。

就地望而言，郭店一带属楚郢都近畿，纪山楚墓群密集，是楚国贵族的葬地。竹简以楚系文字书写，通假纷繁、字形多变，正是战国楚地书写的实录。相较传世典籍历经两千年传抄改窜，郭店简如同一份封存于地下的先秦「原件」，字句、编次、乃至书手的抄写习惯都可据以复原，这正是它撼动旧说的根本所在。

墓主身份则众说难定。随葬漆耳杯底有铭文，或释作「东宫之杯」，或释作「东宫之师」，遂有墓主曾为楚国太子（东宫）师傅之说；然铭文究属器主之名还是职任之称，学界并无定论，据以推断墓主身份亦只能存疑。可确定者，是墓主为一位兼藏道家与儒家典籍、且与教育有涉的士人——单是这一点，已足以引出全部竹简最耐寻味的问题。

郭店简下葬时是一编一编卷束的成册文献，出土时编绳朽断、竹简散乱，篇章的复原全赖整理者据简长、编绳痕迹、字体与文意重加缀合。绝大多数篇章原无标题，今题多为整理者据篇首数字或内容拟定，如《太一生水》《性自命出》《穷达以时》皆取首句，《缁衣》《五行》则沿传世篇名或帛书旧题。因此谈「篇题」时须知，题目多是后人所加，简文本身往往径直起讫，不标名目。

就形制而言，郭店简依竹简长短大略可分三型：最长者逾三十二厘米，多抄整篇的儒道要籍；中长者约二十六至三十厘米；最短的语丛类仅十五厘米上下，作窄简格言汇钞。编绳或两道或三道，不同形制往往对应不同的成册单元与书手，字体亦因之各异。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丙组与《太一生水》形制相同、合抄一册，是判断二者关系的关键物证。

全部简文整理为十八篇。属道家者四篇：《老子》甲、乙、丙三组与佚籍《太一生水》；属儒家者十四篇：《缁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以及《语丛》四种。其中《老子》一书分甲乙丙三次抄成，形制字体各别，并非一时一手，这一现象本身即透露出简本《老子》的流传与结集尚在过程之中。

道家四篇是郭店简中声名最著者。《老子》三组合计约两千字，节抄今本约五分之二的内容，章次与今本迥异，且多有异文，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抄本。与丙组同册的《太一生水》则提出「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的宇宙生成论，为传世文献所未见，是研究战国道家宇宙论与数术思想的孤本秘籍。二者同出一墓、《老子》丙组更与《太一生水》合编，为观察早期道家的文本形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儒家十四篇的分量更重，且多为两千年来首度重见天日的佚籍。《缁衣》是《礼记》同名篇的战国本，《五行》坐实了荀子所讥的思孟「五行」之说，《性自命出》以「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系统论心、性、情、道，补足了孔孟之间心性论的缺环。此外，《唐虞之道》申尧舜禅让「利天下而弗利」之义，《穷达以时》论「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时命之辨，《六德》配圣智仁义忠信「六德」于夫妇父子君臣「六位」，《鲁穆公问子思》记子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的风骨，《语丛》则汇钞天人、礼乐、六经名义的格言。

这些篇章多与子思、孟子一系的思想相通，学者或径称之为「思孟学派」的佚籍群。它们所触及的心性、天道、禅让、时命诸题，恰是《论语》与《孟子》之间儒学演进的关键环节，长期因文献阙如而晦暗不明；郭店简的出土，等于为这段思想史补上了大段失落的原文。

郭店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有传世本或帛书本可资对读，一类则是全无著录的佚籍。前者如《老子》，简本首章即今本第十九章，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与今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判然不同；又如《缁衣》，简本二十三章的章序、分章与引《诗》引《书》文字，皆与今本《礼记·缁衣》二十五章有别；《五行》则可与马王堆帛书本对读，简本仅有「经」，帛书本另附「说」。这些对读使传世本的层累与改动纤毫毕现。

后者如《太一生水》《性自命出》《语丛》诸篇，传世文献全无踪影，出土即是孤本。它们无从与今本比勘，其价值正在于填补了传世典籍所不载的思想空白。无论有无对读之本，郭店简因未经秦火、未经汉人整理，都保存了通假、用字、编联的原始信息，成为校勘先秦文本、考订其成书年代的可靠标尺。

尤须强调的是，这种对读的价值具有整体性。有传世本者，可校异同、明源流，如《老子》之显文本流变、《缁衣》之证《礼记》来历、《五行》之破思孟古谜；无传世本者，则径补空白、别增新知，如《太一生水》之揭道家宇宙论、《性自命出》之足心性论缺环。而无论有无对读之本，简文所存的通假、古字与编联，又都是研究战国文字与书写的一手资料。正因如此，郭店简自公布以来，牵动的从不只是某一篇的校读，而是《老子》成书、《礼记》成篇、思孟五行、心性演进等一系列关乎先秦学术史的根本问题——一墓之藏，遂成重估先秦典籍的一把标尺。

郭店简最深远的意义，在于一座墓中儒道典籍并藏共存。墓主既随葬《老子》三组与《太一生水》，又随葬《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等大批思孟系儒书；而简本《老子》甲组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激烈反儒之语，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这意味着，在战国中期，道家与儒家的典籍尚可并存于一人之藏、一墓之中，二者的对立远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壁垒分明。壁垒是后来才筑起的，分家立派乃是学术演进的结果，而非其起点。

这一景象恰可回扣「学在官府、诸子出于王官」的主线：诸子百家本同源于王官旧学，是天子失官、学术下移之后才逐渐分途；郭店一墓所见的儒道共处，正是诸子未及壁垒分明时的实物见证。就具体结论而言，郭店简迫使学界重估《老子》的成书年代、重审《礼记》部分篇章的先秦来历、坐实了思孟五行说、并补齐了心性论的链环。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刊布，同年五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专题研讨会，海内外由此掀起长久不衰的研究热潮。地不爱宝，一朝重光，先秦学术史的若干旧案由此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