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属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一九九三年十月出土于湖北荆门沙洋郭店，一九九八年由荆门市博物馆整理刊布。全批竹简八百余枚，其中有字简七百二十六枚，逾一万三千字，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批儒道典籍抄本。墓葬年代定在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抄写还要更早，既未遭秦火，也未经汉人整理窜改，保存了先秦文本的原始样貌。

本篇现存竹简六十七枚，是郭店儒简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完整的一篇，也被学界公认为价值最高者。简身两道编绳，字迹工整，残断不多，通读性好。它围绕性、情、心、道与礼乐教化立论，把孔子与孟子之间几近空白的心性论环节接续起来。竹简公布之初即引起震动，被视为重写先秦学术史的关键材料之一。

就书写与思想水准看，本篇不像随手摘录，而是一篇结构完整、层层推进的论说。它与同墓所出《五行》《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等篇同属早期儒家佚籍，共同勾画出七十子及其后学在心性、德行、教化诸问题上的思考。这批文献的重现，使原本只能凭《论语》片语与《孟子》《荀子》上溯的战国中期以前儒学，第一次有了成规模的原始底本。

本篇原无标题，“性自命出”是整理者取简文首句所拟的篇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内容大体相同者，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整理者据其立意题为《性情论》，存简约四十枚。学界普遍认定二者是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可以互校：郭店本简数较全，上博本部分文句、章序与之有出入，正好用来推勘原貌与传抄之变。

编联问题上争议不小。六十七枚简，学者多分为上下两组：上半集中论性、情与乐教，下半转论心术、交接与修身求道，两半主题有别。由此产生一篇说与两篇合抄说的分歧，李零、陈伟、丁四新等各有简序方案，下半诸简的排列尤其聚讼。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性情论》所存大抵相当于郭店本的上半，这被一些学者用作两半原可分立的旁证；但多数意见仍倾向视为一篇之内的两个部分，只是承认其间接榫并不严丝合缝。

这些分歧不只是技术之争，也牵动对全篇主旨的把握。若上下为一，则本篇是一套从天命性情通向心术工夫的完整论说；若为二，则各有侧重，乐教与心术分属两文。无论如何，篇题“性自命出”所提示的天—命—性—情—道链条，是贯穿始终的骨干，也是理解全篇的入口；下半虽转言心术交接，仍以如何安顿、导正此情此性为归着。

全篇以一条生成链开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由天所降之命而出，道则从情感发动，情又以性为根。这里的“性”不被写成脱离关系的固定本质，而是有待在情感与教养中显出形状的禀赋。作者又以气释性，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把情感之动归于性所含之气受外物引发——这是即生言性的思路，与告子“生之谓性”一系相近，而落点在情。

由性发情，进而论心与教。作者提出“凡道，心术为主”，把成德的枢机归于心的运用与工夫；又谓“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指出心志本无定向，须待外物触发、待所悦引动，故人易受牵引，尤须慎其所习。诗、书、礼、乐在这里被看作“其始出皆生于人”的教化之具：它们不是外加于性的桎梏，而是圣人因人之情性裁成、用以导人复其正的凭借，所谓“礼作于情，或兴之也”。

本篇尤重情，谓“凡人情为可悦也”，肯定情感本身可亲可贵，是先秦儒家文献中罕见的情论高峰。与此相应，它对乐教着墨极多，细致到情随声动的层次：“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歌谣则奋，听琴瑟则叹，观《赉》《武》则齐整而起，观《韶》《夏》则收敛而肃，声乐各以其情感人而反诸性情之正。由此归结为一句总纲：“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人的自然之性大体相同，后天的分化出于教，而乐正是化性最要的门径。

若依上下两分之说，本篇下半转入心术工夫与交接之道，与上半的性情乐教相为表里。作者主张以身为心之主，以修身统摄心之所向；论闻道而有反诸上、反诸下、反诸己身之别，而以反己为归；又谓忧患之事欲身任其难、可乐之事则退居人后，居处务求安易而不流于放荡。于交友，则辨“同方而交”与“不同方而交”，以为所交所习足以移人，故取友不可不慎。凡此皆承上半“心无定志、待物而作”而来：既然情易为外物所牵、心易为交习所移，成德便不能徒恃内在善端，而须于日用交接中时时收摄、择善而处。下半这一路工夫，与后来《大学》《中庸》一系慎独、诚身之说隐然相通，使全篇于性情之外，别具一段切实的修养门径。

本篇没有对应的传世单篇，长期不为人知，因此它的出土属于纯粹的“新材料”，而非旧籍的异本校勘。但其思想与《礼记》若干篇章多有相通之处：《乐记》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以及情、性、物三者的关系，与本篇由性发情、因物而动之说如出一脉，二者对乐何以能感人、化人的讲法也彼此呼应；《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更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遥相印证。这些平行提示《礼记》部分篇章与本篇同出一系或时代相接。

真正意义上的异本对读，来自上博简《性情论》。两本文句大体一致而多有小异，个别章节次序不同，正可用来考察战国时期同一文本在不同抄手之间的流动。通过郭店本与上博本的比勘，学者得以分辨哪些是原有文句、哪些是传抄致异，也为判定编联提供了旁证；两本乐论部分的异文，尤为研究早期儒家乐教用语所重。

需要留意的是，本篇虽与《乐记》《中庸》气脉相通，却不能径直等同于后者，更不能用汉以后成熟的心性体系去回填简文。它自有一套以情为枢的讲法：既不像《中庸》那样把“率性”直接系于诚，也不像《乐记》那样已带较重的“情之欲”戒惧色彩。其价值恰在这未经后世体系化的原始形态。

本篇最直接的贡献，是补上了孔孟之间心性论的缺环。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未展开性之本原与情之地位；孟子径言四端性善，其间的过渡长期没有文献支撑。性自命出以天命、性、情、心、道相贯的结构，正落在这一空档，使人得见七十子后学如何由孔子的简语推衍出系统的性情之说，是早期儒家心性论的实证。

在性论谱系上，本篇处于枢纽位置。它以气言性、即生言性，近于告子“生之谓性”的路数；它重情而不判情为恶，又与荀子性恶异趣；它肯定情可通道、教可成德，却未标举“性善”的鲜明命题，也不同于孟子。可以说，它站在告子、孟子、荀子诸说之间，为理解战国人性论的分化提供了一个更早的参照点。与本站“性自命出”概念条互见，彼处重义理辨析，此条则着眼于文献本身的形制、编联与异本。

关于本篇的学派归属，学界尚无定论。李学勤等据其心性、乐教之旨，推其近于子思一系；也有学者联系《汉志》所载公孙尼子及《乐记》的作者问题，或主张它出于七十子后学中另一支，郭沂、丁四新等各有论衡。无论归属如何，本篇的重情与乐教之论都表明：在孟荀性善性恶的两极之外，早期儒门还曾认真经营过一条以情为本、以乐化性的思路。这条思路虽未成为后世主流，却上承孔子“兴于诗，成于乐”的教旨，下与《礼记》情论相接，是先秦心性之学不可略去的一环。

要之，性自命出以一篇之力，保存了早期儒家一种以情为枢、以乐化性、以心术为工夫的完整讲法。它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而自成一格。也正因如此，凡讨论战国心性诸说的分化与源头、《礼记》《乐记》诸篇的成立、乃至“情”字在先秦儒家语汇中的本义，皆无从绕开此篇；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一语中的“情”，正可借本篇之重情得一更早的注脚。一篇六十七简的佚籍，竟牵动如此之多的旧案，其在学术史上的分量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