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乐在西周官学中自有专司。据《周礼·春官》，大司乐为乐官之长，“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其下乐师、大师、小师、瞽矇、典同、磬师、钟师之属，分掌律吕、歌诗、金石之事。成均相传为上古之学，乐教即在其中。故就官守而言，乐之为教，本有一套完整的建制与专门的乐工，非一人所能私相授受，而系于王朝之学政。

乐与诗本不相离。诗由太师所领而被之管弦，乐则由司乐所掌而节以钟鼓；一为辞、一为声，同出一事而分职异守。古人以为声出于人心而应于天地，钟律所以候气，舞缀所以象功，故乐官兼司天人之节，其职不止于协比音律之美。乐之为用，在纪功、荐祖考、和上下：王者制乐以昭一代之德，遂使乐与祭祀、朝聘、燕飨诸礼相配而行。

《周易·豫》之象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正见乐之初义在于崇德报本，而非徒供耳目之娱。乐既系于王官，其兴废便与王政相为表里：王道盛则乐正，礼坏则乐崩。及平王东迁、王室既衰，乐官流散四方，《论语·微子》所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即乐官解体、乐教下移的写照——此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一端。

乐教之目，《周礼·大司乐》述之甚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㲈》《大夏》《大濩》《大武》。”乐德者，养其心志之正；乐语者，习其应对讽诵之辞；乐舞者，动其容节以象德。三者相须为教，而非徒习铿锵节奏。故孔子言成人之序，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终之：乐所以和顺其性情、涵泳其德性，为教之所成。

所教之舞，即历代圣王之乐，后世称“六代之乐”：黄帝《云门》、唐尧《大咸》（一名《咸池》）、虞舜《大㲈》（即《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大武》。前四者皆揖让之乐，尚文德；后二者征伐之乐，兼武功。乐各象一代之治，其声容节奏，即一代德业之形著，故观乐可以知政、知德。

乐之用，又各有等差节文，与礼相为表里。钟磬之悬，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僭者为非礼；舞佾之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故孔子讥季氏“八佾舞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其僭天子之乐为乱礼之大者。至于风、雅、颂之诗，各有施用之所：颂以告神、雅以朝会、风以观俗，皆被之管弦而不相假。乐之节文如此之严，益见乐非徒声，而实礼之所寄、政之所系。

以乐观德，先秦有显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周乐于鲁，历聆列国之风、二《雅》三《颂》，一一评其盛衰得失；至见舞《韶箾》，则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以为观止。乐之精意，正在以声象德、以德化人，而不专在音律之工；此乐教所以能与诗、礼并列为六艺之一，而非仅一技之末。

六经之名，《庄子·天下》已具：“《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乐既与五经并列，宜有其书。然自汉以来，五经皆有经文传世，独《乐》无经，遂成千古聚讼。此中大要有两说，皆当并陈，不可轻断。

一说以为乐本有经而亡于秦火。始皇焚书，乐经与诸经俱毁；他经赖诸儒讽诵、口耳相传而复出，独乐系于专门乐工，秦火之后师亡业绝，其经遂不可复。《汉书·艺文志》叙六艺而《乐》无经文，班固盖主此说，以为乐经亡佚。持此说者，重六经并称之成说：既名为经，理当有其一定之文。

一说以为乐本无经。乐之为教，其辞即《诗》三百，其节即在于礼，其数即在于律吕；声音之道有其器、有其数而无其独立之文，不可徒著竹帛以传。故“乐经”云者，未必别有一书，乐教之实固已寓于诗、礼之中，所谓“乐本无经，声依诗存”。清儒邵懿辰《礼经通论》申此义尤详。两说各有所据：主亡佚者，据成说以求其阙；主本无者，明乐艺不同于载籍之性。

无论主何说，乐之义理难传则为不争之实。《汉书·艺文志》称“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乐工世守其声，而莫能言其义理：声寄于工、义寓于儒，二者一离，则乐虽有声而其义泯。是知乐之为教，最难传者不在钟鼓之节，而在声中之德义；无论其经文本有而亡、抑或本无其书，所失者皆此德义之传。要之，今传世既无片简之《乐经》，而先秦乐论犹存，则无论经文有无，乐教之义理未尝尽亡——此亦读乐者所当留意。

乐虽无经，其论则备。《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为先秦乐论之两大遗存，二者文字多相出入，盖同源之说。其要在辨礼乐之分与合：《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别尊卑亲疏之异，乐通上下之情而使之和，故礼别异而乐合同，二者相反而相成。又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本于人心之动，礼节于人身之行；推而极之，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遂将礼乐上通于天地之秩序与谐和。

荀子之意与此相贯而尤重其用。《乐论》以“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发端，谓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其文足以辨而不諰。故曰“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又谓乐为“天下之大齐、中和之纪”。乐之所以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正以其感于心而移风易俗，此荀子论乐之枢要。

儒者重乐，而墨家非之。墨子以乐为“亏夺民衣食之财”，作《非乐》以斥王公大人之撞钟击鼓、弦歌舞缀，谓其妨于生事、无益于治。荀子《乐论》即针锋相对，屡诘“墨子非之奈何”，力辨乐非徒费：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足以和民心、齐风俗、一上下，正王政之所不可无。二家之辨，非徒好恶之殊，实系于礼乐是否有益于治的根本分歧——儒者以乐为化民成俗之具，墨者以乐为耗财害事之费，各执一端，而先秦乐论之争由是益显。

孔子于乐，措意尤深。其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韶》《武》则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以舜之揖让为尽善，武王之征伐为未尽善，是于声容之美外，更求德义之正。故孔子恶郑声，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答颜渊问为邦则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所恶者非郑地音律之工拙，而在其荡人心志、乱雅正之统。合而观之，先秦儒者论乐，一以贯之者，皆归于以乐养德、以乐成治，而非以娱耳为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