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之学

杨朱之学兴于战国前期，约当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其时王政既衰、士人自觉，一种珍重个体生命、不肯为外物殉身的思潮悄然而起，杨朱即其代表。就学派归属言，杨朱当入道家的“贵生”一脉：他与老子“贵身”之说相通，同以身重于天下、生贵于物，故本百科系之于道家，与庄列的“全生”、《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同流。

杨朱之学并非一个组织严密、师徒相授的学派，而更像一种气类相近的思潮。子华子、詹何等“贵生”之士，常与杨朱并称；《吕氏春秋》之《本生》《重己》《贵生》《审为》诸篇，虽不明标杨朱，而其“轻物重生”之论，实与杨学同其血脉；《贵生》托子华子之口，别“全生”“亏生”“死”“迫生”为四等，以六欲皆得其宜之“全生”为上，以受辱苟活之“迫生”为最下、甚且不如死，正是贵生之说的精细展开。故言“杨朱之学”，重在其思潮的宗旨与流播，而非一线单传的谱系——此亦其湮没难考的一因。

置于思想史的脉络，杨学的兴起尤有针对。其时墨学“兼爱”“摩顶放踵”的极端利他之说方盛，举世以损己利人、以身殉天下为高。杨朱反其道而行，以为损己以殉天下，适足以两伤而无益于治；不若人各贵其身、各全其生，不相侵、不相殉，则天下自安。故杨朱之“为我”，非出于冷漠，而是对墨家“以自苦为极”的一种矫正，也是对战国士人竞以身殉利禄之风的一种针砭。

杨朱之学在战国前期，曾臻于显学之盛。孟子亲见其势而深忧之，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又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以孟子之力辟，反证杨学当时声光之炽——能与墨学并分天下之言者，非显学不足以当之。这是杨朱之学在思想史上曾据要津的确证。

然其宗师杨朱，行迹已多不可考。杨朱或即《庄子》之“阳子居”、《韩非子》《吕览》之“阳生”，其人盖略与墨子弟子禽滑釐同时；然称名歧出、行事无征，较老子之犹有《史记》本传者更为渺茫（生平别详人部“杨朱”条）。至其传人与后学，则几于全泯：杨朱既无专书传世，又无著名弟子接续，其说遂随战国之末而寖微。世传《列子·杨朱》篇中与之问答的孟孙阳、禽滑釐诸人，多出后人缀辑，未可据为信史。

故杨学之谱系，前不见其所承，后不见其所传，其湮没之甚，于先秦显学中殆无与比。墨学虽衰而《墨子》尚存，名法虽微而《公孙龙》《韩非》犹在，独杨朱有其名而无其书，仅赖孟、韩、吕、淮诸家的片语只句以留一线之传。一时盈天下之显学，竟至于此，实先秦学术史上最堪嗟叹的一桩公案。

杨朱之学的纲宗，是“为我”与“贵己”。《吕氏春秋·不二》以一字括各家，曰“阳生贵己”（阳生即杨朱）；孟子则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状其为我之极。然此语最易招误解，以为杨朱自私悭吝、一毛不拔。其实杨朱之意，重在“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一身之毫末”，是贵生重身、不肯为外物戕生的宣示，与悭吝殊科。

故杨朱“贵己”的正诂，当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述其立说之本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全性者，保全天赋之性；保真者，守其自然之真；不以物累形者，不使身外之物役使、拖累此身。此与纵情肆欲、以物养身者正相反对：纵欲适足以伤生，而杨朱所贵，乃是不为物役的生命本真。此义与老子“贵以身为天下”一脉相通，正见其为道家贵生之学。

尤须拈出者，杨朱“为我”之中，隐含一种社会构想。其意若曰：人人贵其生而不相侵夺，则争攘攻伐之祸自息，天下不治而治。《列子·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篇虽晚出，此意或存杨学之遗。故杨朱之贵己，非徒言一己之私利，而实以“各全其生、互不相侵”为一种消极而清明的治道想象，与儒墨“有为而治”的进取，恰成鲜明的对照。

杨学的这一分寸，于其著名的层递之辩中最见精微。《列子·杨朱》载禽子诘杨朱“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弗应；孟孙阳继之以“侵若肌肤获万金”“断若一节得一国”相问，以明一毛、肌肤、一节、一体乃至天下，轻重相因、不可躐等。此辩纵出晚书，而其“一毛虽为一体之万分之一，然不可以其微而轻弃”之旨，恰是“不以天下易一身之毫末”的细密推演：贵生者非吝一毛之施，乃不肯启“以身徇物”之渐，防微杜末，用意深矣。

杨朱与墨翟，是战国前期对峙的两极。墨主“兼爱”，摩顶放踵、损己以利天下；杨主“为我”，全性保真、不以一毫易天下。一极端利他而近于无我，一极端贵己而近于无君，故孟子并斥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辟杨墨，正欲于两极端之间，立“亲亲而仁民”的儒者中道。

杨朱与老庄道家，则同源而异其致。同者，皆贵生、轻物、重身，杨之“贵己”与老之“贵身”、庄之“全生”本是一脉。异者，老庄由贵生而进于忘我、齐物、与道为一，其“无我”高于“有我”；杨朱则止于“为我”而未及“忘我”，境界较逊。故庄学兴而杨学微，杨朱的贵生之旨遂为更圆融的老庄所吸收、所超越，此亦其学湮没的思想内因。

杨朱之于法家，亦复见斥。《韩非子·显学》以杨朱为“轻物重生之士”，讥其“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谓其无益于耕战之实，故法家排之。合而观之：杨学为儒所辟、为老庄所收、为法家所排，四面受敌而无一援手，遂终不能自立于百家之林。这一“无与为徒”的处境，正是它速兴速灭、湮没无闻的思想史根由。

杨朱之学的最大困境，在于文献。《汉书·艺文志》道家、诸家均不著录“杨子”之书，杨朱盖未尝自著，或其书早佚而汉世已不存。今可稽者，唯《孟子》之辟、《韩非子·显学》之“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吕氏春秋》之“贵己”、《淮南子》之“全性保真”等他书片语，钩稽比次，仅能得其大略而已。

世传《列子·杨朱》一篇，文辞最富、议论最详，然其书晚出（今本《列子》多系魏晋人缀辑），篇中“恣耳目之所娱、穷当年之至乐”的纵欲享乐之论，与先秦诸书所记“全性保真”的杨朱判然两人，实不足据为战国杨学之实，至多可作一条须严辨的文献线索。以晚出之《列子》定杨朱之真，乃治杨学之大忌。

至于出土简帛，迄今未见与杨朱直接相关的材料——郭店、马王堆所出，皆老庄黄老之属，而无杨子之遗。郭店简《穷达以时》言遇与不遇系乎时命，与贵生保真的思潮或有间接的呼应，然通篇无一语可确指为杨朱，不能据以补其阙。故杨朱之学的重建，仍只能于传世他书的吉光片羽中审慎为之，宁失之谨严，毋失之轻信——这既是杨学研究的宿命，也是它作为“有名而无书”之显学，留给后世的一份特殊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