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

杨朱是战国前期一位影响很大、生平却几乎湮没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在诸书中写法不一：《孟子》《列子》称杨朱、杨子，《庄子》作阳子居，《吕氏春秋》作阳生。这些异称是否都指同一人，历来有辨析：多数学者以为“杨”“阳”古音相近可通，“朱”“居”“生”则或为名、或为字、或系传写之异，故“杨朱”“阳子居”“阳生”当是一人的不同称谓；但因缺乏可对勘的确证，其间的对应关系仍不能全然坐实。

至于他的国别、师承、生卒，先秦文献几乎都不曾正面交代。旧说或以为魏人，或据《庄子》“阳子居见老聃”把他系于老子之后、与老聃有过从，然皆出推测。可以确定的，只是他大致活动于战国前期，年辈约在墨翟之后、孟子之前——墨学在前而杨学继起以与之抗衡，至孟子时已把“杨墨”并举为当世显学，可见杨朱之说在孟子之时已风行天下，则其人当略早于孟子。除此之外，其人行状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对他的认识，几乎全靠他在别家著作中留下的侧影。这种“侧影式”的存在，是理解杨朱的根本处境：我们所见的杨朱，永远是别人眼中、别人笔下的杨朱，而非他自道的杨朱。

关于杨朱的具体行事，最可称述的几则都保存在《庄子》《荀子》里，且多带寓言或写意色彩。《庄子·应帝王》记“阳子居见老聃”，问是否有人“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勤学不倦便可比于明王，老聃斥这不过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的小吏之能，转而教以“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明王之治；这一章把杨朱写成向老子问道而受教的角色。老聃所斥的“胥易技系”，本指职事缠身、心为形役的胥吏；以此评那位以敏疾强识自负的阳子居，正见道家所贵不在多能，而在虚己应物。

《庄子·山木》又记“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主人有二妾，美者反贱、恶者反贵，问其故，答曰美者自以为美故人不以为美，恶者自忘其恶故人不觉其恶；阳子因而告诫弟子“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借以发挥去矜去伐之意。《庄子·寓言》还有一则相映的故事：“阳子居南之沛”，在梁遇见西游的老子，老子责其“睢睢盱盱”、张扬倨傲；起初他投宿，“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众人敬畏回避，及受教敛其骄矜之后，“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同宿之人竟随意到与他争座。由畏而狎，正见其去尽矜持、返于平易。

《荀子·王霸》则载“杨朱哭衢涂”一事：他在歧路口痛哭，感于“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一步走错，久之谬以千里。后世“杨朱泣岐”遂成典故，然荀子引之意在戒人慎其始择，并非专为杨朱立传。这些片段合看，庄子笔下的阳子居总是问道受教、由骄返朴的形象，与儒家所斥那个“为我”的杨朱判然不同。同一人而两副面孔，正提醒我们：杨朱的“事迹”多半是各家借以立论的载体，未必是可编年的信史。

杨朱学说的义理，本百科另立子部“杨朱之学”专条详述，此处仅就人物记载略加勾勒。综合诸书，杨朱之学的核心可概括为“为我”“贵己”“轻物重生”：不以外物损害自身、不为天下之名牺牲一己之真，主张全生保真、各安其分。它兴起于墨家“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对立面——墨者极端地为天下而忘身，杨朱则反其道，强调身之不可为外物所役；一放一收，恰好标出战国前期两种针锋相对的价值取向，这也正是孟子必以“杨墨”并称而力辟之的缘由：在孟子看来，墨之兼爱泯亲疏、杨之为我弃君上，一无差等、一无公共，两皆足以坏其仁义之教，故必并斥之。

《孟子》概括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不二》以“阳生贵己”标举其宗旨，《淮南子·氾论》则说得最为周正：“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须注意的是，这些概括分出论敌、后学与同调之手，未必尽合杨朱本意：“拔一毛不为”在孟子笔下是极端利己的贬辞，而在《淮南》“全性保真”的理解里，则是不以外物损害自身之真的重生之义。二者的张力，正提示我们对杨朱思想的复原须格外审慎，其详辨留待子部专条。要之，杨朱之“为我”，重心不在“利己”而在“贵生”——不肯以一身之真去殉外在的名利与天下之役，这才是它作为一种早期道家人生态度的实质，也是它有别于寻常自私的地方。

杨朱在各家笔下呈现出颇不相同的面貌。在《孟子》里，他是与墨翟并峙的头号论敌：“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与墨氏“无父”并列，直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把杨朱推到伦理秩序的对立面，其辟杨墨之激烈，恰反衬出杨学在当时的声势。在《庄子》里，他却是向老聃问道、受教而知返的求道者，形象温和得多。

《荀子》引其“哭衢涂”，取其慎择之意，不作褒贬之评；《吕氏春秋》则平列其说为“贵己”一家，视之为诸子之一；而在《淮南子》里，“全性保真”被明标为“杨子之所立”，且紧接一句“而孟子非之”，俨然把杨朱认作道家自家的先驱，与孟子分庭抗礼。同一个杨朱，在儒家是“禽兽”，在道家近乎同道，在杂家是一说之主——形象的分裂，根源在于各书的立场与用意不同。因此，读杨朱的任何一处记载，都须先辨明记述者是谁、意在褒贬还是称引，方不致以一家之言为杨朱定论。尤其《孟子》辟之惟恐不力、《淮南》许之几为同道，一贬一褒恰成两极；读者若各执一端，便会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杨朱。

杨朱之考辨，首在名号，次在文献。名号上，杨朱、杨子、阳子居、阳生是否一人，如前所述，学界多主同一而证据不足，只能以“大抵一人”存说；更有甚者，因其人行事全无确迹，遂有学者疑“杨朱”未必是某一确定的历史个人，而近于战国某种“重生轻物”思潮的代称。生平上，其国别、师承、生卒俱不可考，所谓魏人、见老聃诸说皆出推想，不宜坐实。本条于此类悬案，宁可存而不断，也不以后起之说去填补先秦之阙。

最须警惕的，是《列子·杨朱》篇。该篇专记杨朱之说，文辞畅达、议论淋漓，历来是了解杨朱的“大宗”，其中甚至有杨朱见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的对话。然而《列子》一书已被公认为魏晋间的晚出之作（旧题列御寇撰，实为晋人缀辑，张湛为之作注），《杨朱》篇尤其思想驳杂，其“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乃至恣纵耳目、及时行乐的极端言论，与先秦文献中那个“贵己重生”“全性保真”的杨朱颇有出入，很可能掺入了魏晋人纵情任达的发挥。故本条对《列子·杨朱》一律存疑，其见梁王等情节尤不足据；复原先秦杨朱，仍当以《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较早的记载为准。这也是本条把人物记载与《列子·杨朱》的思想铺陈分置两处、而将后者留待存疑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