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此章之于两汉经学之影响

此章在两汉经学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其影响深远而广泛。

汉代学者对《论语》的传习分为三个主要系统：《鲁论》《齐论》《古论》。《鲁论》为鲁人所传，凡二十篇；《齐论》为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二篇；《古论》出于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篇次与《鲁论》《齐论》有异。此章在三个系统中都有传承，文字上无重大异同，说明此章的文本在汉初已经相当稳定。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合《鲁论》《齐论》为一，号《张侯论》。东汉时，郑玄以《鲁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注。何晏集汉魏诸家注而成《论语集解》。此章在这些注本中都有收录和讨论。

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窃位谓不推贤进士。包咸为东汉初年经学家，其注简洁明了，直指此章核心——窃位的实质就是不推荐贤能之士。这一训释与前文分析完全吻合：窃位不是说臧文仲的才能不配他的位子，而是说他不尽举贤之责、辜负了这个位子所承载的公共责任。包咸以"推贤进士"四字训释"窃位"，言简意赅，抓住了要害。

汉代学者对此章的理解，大致延续了先秦儒学的基本取向，但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第一，臧文仲的形象在汉代更加复杂化。《史记·鲁世家》《汉书·古今人表》等对臧文仲有所记载。《汉书·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品，臧文仲被列入中等偏上的品第，反映了汉人对他功过参半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编撰《古今人表》时，显然参考了孔子的评价——臧文仲虽然被时人谥为"文"，但因孔子批评其"窃位"，故不能列入最高品第。柳下惠则被列入较高品第，其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高于臧文仲。这说明孔子的评价在汉代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这两个人物的判断。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臧文仲的记载相对简略，但在涉及鲁国政治的篇章中，能感受到司马迁对鲁国世卿政治的复杂态度。司马迁本人经历了"李陵之祸"，深知直言之难，对柳下惠"直道事人"的坚持当有深切的同情。

第二，举贤思想在汉代获得了制度化的支撑。汉代建立了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设有孝廉、茂才等科目。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正是先秦儒学的"选贤与能"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察举制就是对孔子"窃位"批评的制度化回应——你不能再像臧文仲那样知贤不举了，因为举荐贤才现在是你的法定义务。

察举制要求郡国守相按定期向中央举荐人才。如果应当举荐而不举荐，则要受到处罚。汉武帝元光元年诏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意味着，不举荐孝廉就是不敬之罪，不考察廉能就说明你不胜任你的职位——"不胜任"一词，实际上就是"窃位"的制度化表述。你占着这个位子却不尽选才之责，你就不配这个位子。孔子对臧文仲的道德批评，在汉代变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规范。

然而，制度化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汉代的察举制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弊端——举荐沦为门路交换，权贵之家垄断察举名额，真正的贤才依然难以脱颖而出。民间有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讽刺察举制的名不副实。这种现象说明，"窃位"的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来解决——如果在位者的内心没有真正的举贤意识，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架空。孔子的批评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为它指向的是人心的层面，而非制度的层面。

第三，汉代经学家在讨论此章时，往往将其与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汉代同样存在着权臣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的现象，因此此章的批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经学家通过阐释此章，既是在解经，也是在借古讽今。西汉的经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经学家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影响国家政策，"窃位"之论正是他们批评时政的有力武器。

刘向《说苑》《新序》中亦多次引及臧文仲与柳下惠之事，将其作为用人得失的典型案例来讨论。刘向生活在西汉末年，目睹了外戚专权、朝政日非的局面，他编撰《说苑》《新序》，大量引用古代故事来劝谏君主、警示权臣。臧文仲不举柳下惠的故事，在他笔下成为了一个关于用人失当的经典反面教材。刘向的引用说明，此章所讨论的问题——如何正确地使用权力、如何公正地选拔人才——在汉代依然是最核心的政治议题。

《韩诗外传》亦载柳下惠事迹甚详，发挥其贤德之行，用以规劝时人。韩婴为汉初经学家，传《诗》于燕赵之间。其书多引先秦故实以说诗义，柳下惠之事亦在其中。这说明柳下惠的形象在汉代经学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典范，而臧文仲不举荐柳下惠的行为则成为反面教训。

第四，汉代对"窃位"概念的扩展运用。"窃位"一词在汉代的使用范围远超孔子原意，几乎成为批评一切不称职的在位者的通用语。汉代士人在上书言事中，常常引用"窃位"之论来批评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吏。这说明孔子的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原来的特定语境，成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伦理术语。

汉代班固《白虎通》论及官制与选士，亦以举贤为官之首务，其论虽未直引此章，然精神一贯。《白虎通》为章帝时白虎观会议的记录，代表了东汉官方经学的立场。其中关于选士用人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先秦以来"唯贤是举"的思想传统。由先秦至两汉，"居位者当举贤"的命题，从道德训诫发展为政治制度，从个人品评扩展为治国方略，其源头之一即在孔子此章之论。

第五，汉代的学术讨论还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臧文仲之谥何以为"文"？如前所述，"文"是美谥之首，而孔子却批评他"窃位"。这种矛盾在汉代引起了讨论。一种解释是，谥号是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总评，臧文仲虽在用人方面有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政治才干、外交能力等）仍有可称道之处，总体上足以当得起"文"这个谥号。另一种解释是，谥号反映的是当时人的评价，而当时人的评价不一定正确——正如臧文仲被认为是智者，但孔子认为他并不真正智慧。这种讨论本身就反映了汉代学者对评价标准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