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此章与先秦诸子之回响

孔子的"窃位"说，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响。

一、《孟子》中的回应。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举贤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主张"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是对举贤程序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设计。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应该举贤"的价值判断，还进一步思考了"如何举贤"的操作问题。

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已见前述，尊之为"圣之和者"。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讨论柳下惠时，着眼点主要在柳下惠的品格修养，而非臧文仲的失职。这说明在孟子的思考中，贤者自身的德行完善比外部环境是否配合更为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孟子认为在位者没有举贤的责任——《孟子》中大量关于君主用人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荀子》中的回应。荀子对用人问题有更为系统的论述。《荀子·王制》主张"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明确否定和对选贤任能制的明确肯定。从这个角度看，荀子的主张是孔子"窃位"说的逻辑延伸——既然世袭而不举贤是"窃位"，那就应该废除世袭制，代之以唯才是举的制度。

荀子对"举贤"的论述比孔子更为系统化和制度化。他不仅主张举贤，还详细讨论了如何识别贤才、如何考察贤才、如何安排贤才等具体问题。《荀子·君道》篇论君主用人之道云："知贤之谓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能识别贤才是英明的表现，能辅助贤才是有能力的表现，勉励贤才、支持贤才，这样得来的福分一定长久。这段论述可以看作对"窃位"说的正面阐发——臧文仲"知贤"而不"辅贤"，故失去了"明"和"能"的资格，其位也就成了"窃"来的。

荀子又论及人主用人之弊。《荀子·臣道》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臣子——谏争辅拂之臣、社稷之臣、圣臣等，也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君主对待臣子的方式。荀子指出，圣明的君主能做到"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尊尚贤能之人并使他们各得其位，不遗漏任何一个人才。这与臧文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臧文仲明明知道柳下惠的才德，却将他"遗"在了不相称的低位上。

荀子又论"窃"之义，《荀子·大略》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虽非直论"窃位"，但其以言行合一为评判标准的思想，与孔子知行合一的要求一致。言善行恶者，即是另一种形式的"窃"——窃名。将此论与臧文仲相参照：臧文仲以知识渊博著称（口能言之），但在举贤方面却未能身体力行（身不能行之），按荀子的标准，他至多只是"国用"——可以咨询利用，但不是真正的国宝。一个能言而不能行的人，即使再博学，也不配居于最高的位置。

《荀子·富国》篇又论"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强调执政者的首要责任是让百姓富裕。而让百姓富裕的关键之一就是用对人——让贤能的人管理政事，政事才能处理得当，百姓才能受益。不举贤，不仅是对贤者的不公，更是对百姓的不负责。

三、《礼记》中的回应。《礼记·儒行》载孔子论儒者之行，有云："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意思是儒者在朝廷内推荐人才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在朝廷外举荐人才不回避与自己有怨恨的人。这一条直接关联到举贤的问题——举贤应该唯贤是举，不应该因为私人的亲疏恩怨而有所偏废。臧文仲不举柳下惠，可能正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政见不合（有"怨"），而违背了"外举不辟怨"的原则。

《礼记·王制》云："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又云："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这些条文描述了一套理想化的选官制度，其核心原则就是以贤能定官爵。虽然这些制度条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先秦的实际做法值得商榷，但它们所体现的"唯贤是用"的理念，与孔子的"窃位"说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