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柳下惠其人——贤者之典范

柳下惠，展氏，名获，字禽，一字季，鲁国人。其食邑在柳下，谥曰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是"贤者"的典范人物之一。

一、柳下惠之世系。柳下惠为鲁国公族之后。展氏出自鲁孝公，与臧氏同为鲁国公族旁支。据《左传》，展禽（柳下惠之名）为鲁国士师。士师者，掌管刑狱之官也，位不甚高，大体相当于司法官吏。这一点值得注意：柳下惠并非完全没有官职，但其位与其德不相称——以他的才德，应该得到更高的任用。

二、柳下惠之德行。柳下惠之所以被称为贤者，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直道事人。《论语·微子》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做士师，被罢免了三次。有人劝他离开鲁国另谋出路，他回答说：如果我坚持正道来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被罢免呢？如果我歪曲正道来侍奉君主，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呢？这段对话深刻地展现了柳下惠的人格——他不愿意为了保全官位而放弃原则，也不愿意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坚守原则，承受后果，但不逃避。

此段对话之精妙处，在于柳下惠以两个反问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合：直道事人则处处被黜，枉道事人则何须离乡。无论直道枉道，结论都是留在鲁国。但两者之间的意义天壤之别——直道事人而留，是高贵的坚持；枉道事人而留，不过是苟且偷安。柳下惠选择了前者，这正是他被称为"贤"的根本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柳下惠的"三黜"本身就说明了他在鲁国政治环境中的困境。士师是掌管刑狱的官吏，这一职务要求持正执法、不徇私情。柳下惠以"直道"事人，在执法过程中不偏不倚，这必然会得罪权贵。他被三次罢免，恰恰说明他在其位尽其责——做了士师该做的事。而他的被罢免和不被举荐，又恰恰说明了鲁国政治的问题——正直的人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其二，不辱己身。柳下惠最广为人知的品行，是他的廉洁自持。"坐怀不乱"的故事虽然最早的明确文本出现较晚，但柳下惠之清廉正直，在先秦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孟子·万章下》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意思是即使用三公之位来交换，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此语极为有力——三公是人臣之极，天下之至贵。一般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荣位，柳下惠视之如弃敝屣，只要会损害他的操守，就绝不接受。

"不以三公易其介"这句话，与本章"不与立"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臧文仲不给柳下惠官位（不与立），但柳下惠本人却不稀罕这官位（不以三公易其介）。这种对照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真正的贤者往往不追求权位，而追求权位的人往往不够贤能。孔子批评臧文仲不举贤，不是因为柳下惠需要权位（他不需要），而是因为天下需要贤者在位（国家需要）。举贤不是为了成全贤者的个人追求，而是为了成全天下的公共利益。

其三，和而不流。《孟子·万章下》记载了孟子对古代圣贤的分类。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伊尹是"圣之任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孔子是"圣之时者"。将柳下惠列为"圣之和者"，是对他极高的评价。所谓"和"，是能够与各种人相处，不自命清高，不与世隔绝，但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

孟子对"圣之和"的具体描述极为传神。《孟子·万章下》云，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不因为君主不好就觉得耻辱，也不因为官职低微就觉得卑下。"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被任用时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被遗弃闲置不怨恨，处于困窘不自怜。"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与乡里之人相处，悠然自得，不忍离去。孟子总结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这些描述勾勒出一个极为独特的人格形象：柳下惠既不像伯夷那样孤高自许、与世隔绝，也不像一般士人那样汲汲于功名利禄。他活在人群之中，与各种人和平相处，但始终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动摇。他不因环境恶劣而自暴自弃，也不因际遇不顺而愤世嫉俗。这种"和"的品质，需要极大的内心定力和极高的道德修养。

孟子进而论及柳下惠"和"之教化力量："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意思是听说了柳下惠的品德风范，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寡恩的人会变得敦厚。这说明柳下惠的影响不仅限于他自己的品行，还能够辐射到周围，改变别人的品格。这样一个人，如果被举荐到重要的位置上，其教化力量将惠及整个国家——这正是孔子批评臧文仲不举荐他的深层原因。一个国家少了柳下惠这样的人在位，不仅少了一个能干的官吏，更少了一种道德的感召力。

三、柳下惠之言论与事迹。《国语·鲁语》保存了柳下惠（展禽）的若干重要言论。这些言论多涉及礼制与政治批评，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和坚定的立场。

其一，论祀爰居。海鸟爰居止于鲁国东门之外，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批评说：这不合礼。祭祀有其规范，并非什么都可以祭的。对于不了解的怪异现象，正确的做法是存而不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祭祀。展禽此论，既批评了臧文仲在礼制上的失当，又显示了自己理性务实的态度。展禽的论证方式非常严密：他从祭祀的基本原则出发，引述先王之典制，层层推论，最终得出"今兹海其有灾乎"的预测。这种以礼制为基础、以理性为方法的论证方式，显示出展禽不仅精通礼制，而且善于运用逻辑推理。相比之下，臧文仲因为一只海鸟的出现就举行祭祀，显得迷信而轻率。

其二，论废六关。臧文仲废除了鲁国的六处关卡。展禽认为这一做法不妥，因为关卡有其存在的意义——它是国家管理边境和交通的重要手段。废之则无以控制出入，有碍国家安全。此论显示了展禽对国家制度的通盘考虑。展禽的批评不是简单地反对变革，而是基于对制度功能的深入理解。关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征收关税、盘查行人、防止逃亡等，贸然废除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展禽此论体现的是一种审慎的改革态度：不是不能改，但要在充分理解现有制度功能的基础上改。

其三，论妾织蒲。臧文仲让家中的妾织蒲席到市场上去卖。展禽批评说：大夫之家的妾到市场上去卖东西，这是与民争利，不合大夫之体。此论涉及先秦的经济伦理——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夫之家不应该从事商业活动与百姓争利。展禽此论的深层逻辑在于：大夫受国家之禄，其经济来源已有保障，无需从事商业活动。如果大夫之家也参与市场竞争，以其地位和资源的优势，必然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这种"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在先秦经济伦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来汉代的盐铁论也涉及类似的讨论。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柳下惠绝非迂腐之儒。他的批评涉及宗教（祀爰居）、经济（妾织蒲）、国防（废六关）等多个领域，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次批评都有理有据，不是空泛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这说明柳下惠不仅有高尚的品德，还有出色的政治判断力——这恰恰是一个执政者最需要的品质。

此外还须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展禽的这些批评都是公开的、直言不讳的。他没有背后议论，而是当面提出异见。这种直言的勇气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在先秦的政治文化中，"直言"被视为忠臣之德——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展禽的直言，既显示了他对国家的忠诚（他关心鲁国的治理），也显示了他的无畏（他不怕得罪执政者）。这样一个人才，臧文仲不加举荐，确实难辞其咎。

值得追问的是：臧文仲对展禽的这些批评是什么反应？从《国语》的记载来看，臧文仲似乎并未因此而打压展禽，但也没有因此而举荐展禽。他对展禽的批评采取了一种"听而不从"的态度——承认展禽说得有道理（或至少不反驳），但不据此改变自己的做法，更不因此而对展禽另眼相看。这种态度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臧文仲不是不知道展禽的才德（他亲耳听到了展禽的精辟论述），但他就是不愿意举荐展禽。这正是孔子所批评的"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

四、柳下惠之历史影响。柳下惠在后世的影响极大。孟子推崇他为"圣之和者"，将他与伯夷、伊尹、孔子并列。《孟子·万章下》云："柳下惠，圣人也。"又云："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意思是听说了柳下惠的风范，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厚，刻薄寡恩的人会变得敦厚。这说明柳下惠不仅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更是一种精神力量，能够感化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