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公与私——窃位说的政治伦理学意涵

"窃位"之说还深刻地涉及了公与私的关系问题。

先秦思想家对公私之辨有深入的思考。《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大道施行的时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公），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家族的私产。在这样的社会中，选拔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选贤与能），人们之间讲究信用、追求和睦。

在这个理想图景中，"选贤与能"是"天下为公"的直接体现。如果用人唯亲不唯贤，那天下就不是公的而是私的——你把权力当成了自己家族的私产，只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分享，而不是让天下真正贤能的人来担当。

须注意"公"与"私"在先秦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公"在最初的意义上与"公侯"之"公"有关，引申为公共的、共有的。"私"则与个人、家庭的小范围利益有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私之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命题。《韩非子》虽为法家之说，然其论公私之辨云"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亦可参照。儒家与法家对公私问题的关注角度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居位者应当以公为先、以私为后。

臧文仲不举柳下惠，从公私之辨的角度来看，就是以私害公。无论他的动机是嫉贤妒能、维护家族利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公共的利益（鲁国得到更好的治理）被私人的考量（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家族的）所牺牲。

具体而言，"以私害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个人层面。如果臧文仲是出于嫉贤妒能而不举柳下惠，那他就是把个人的虚荣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害怕被比下去，所以不让更优秀的人上来。这是最低层次的以私害公。

其二，家族层面。如果臧文仲是出于维护臧氏家族利益而不举展氏之人，那他就是把家族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只考虑自己家族的权力份额，不考虑国家是否能获得最好的人才。这是中间层次的以私害公。

其三，阶层层面。如果臧文仲是出于维护世卿世禄制度而不打破常规举荐非本系统的人才，那他就是把特定阶层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维护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阻碍人才的合理流动。这是最深层次的以私害公，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人或家族的私心，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正。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以私害公，在孔子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在这个理想中，一切以公共利益为准，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阶层利益都必须服从公共利益。

《礼记》又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这是对"天下为家"时代的描述——大道隐没之后，天下变成了某些家族的私产。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亲人和后代，把财货和劳力都用在自己身上。权力在大人（贵族）之间世代传承，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礼制。

臧文仲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天下为家"的时代。世卿世禄、世代相承是当时的常态。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不举荐外姓之贤是"正常"的，举荐外姓之贤反而是"异常"的。但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不满足于这种"正常"，他以"天下为公"的更高标准来衡量现实的政治行为。从"天下为公"的标准来看，臧文仲不举柳下惠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制度环境所原谅的行为，而是一种必须被批评的道德失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孔子的"天下为公"理想并非空想。它有深厚的历史根据——尧舜禅让的传统（无论这一传统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如何，它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先秦是被广泛接受的）。它也有深刻的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超越自私自利的本能，追求更高的公共善。孔子批评臧文仲"窃位"，不是在用一个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苛求古人，而是在用人之为人的根本要求来衡量居位者的行为。

在此意义上，"窃位"说不仅仅是对臧文仲个人的批评，更是对整个世卿世禄制度的隐含批评。当一个制度允许乃至鼓励人们知贤不举时，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孔子的矛头表面上指向臧文仲，实际上指向的是那个使臧文仲式的行为成为可能乃至合理的制度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