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分析
此章是 荀子 先生治国论的纲领性段落之一，以「富」与「教」两大政策支柱勾勒了理想政治的基本蓝图。论证从「养民情」与「理民性」两个目标出发，分别展开为物质富裕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最后以《诗经》的引文做收束，宣布「王事具矣」——王者的事业至此完备。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让民众富裕就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这里的「情」不是狭义的感情，而是 荀子 先生哲学中的「情」——人的基本需求和自然欲望。[19.1] 礼论开篇就说「人生而有欲」——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情），礼的首要功能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本章将这一理论命题转化为具体的政策目标：如果你不能让民众在物质上获得满足（富），他们的基本需求（情）就得不到安抚，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不教无以理民性」——不对民众施以教化就无法治理他们的本性。这里的「性」是 荀子 先生所说的「性恶」之性——人的自然倾向是趋利避害、争夺资源，如果不加以教化和引导，这些倾向就会导致社会冲突。「理」是治理、整理——不是消灭人性（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将人性导入合理的轨道。
「富」与「教」并举是 荀子 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区别于两种偏颇的立场：一是纯粹的物质主义——只管让民众吃饱穿暖，不管精神修养（这是法家倾向）；二是纯粹的道德主义——只讲教化而忽视物质保障（这是某些儒者的倾向）。荀子 先生认为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物质基础的教化是空谈（饿着肚子听不进道德说教），没有教化的物质富裕是危险的（富而不教则骄奢淫逸）。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每户人家有五亩的宅基地和百亩的耕地。这是先秦儒学理想中的「井田制」的基本配置。孟子 先生在《梁惠王》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表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荀子 先生与 孟子 先生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这说明「五亩宅、百亩田」已经成为先秦儒学中的一个标准化政策模板。
「务其业，而勿夺其时」——让他们专心于自己的职业，不要在农忙时征调他们的劳动力。「勿夺其时」是一条极为务实的政策准则：国家需要民力来修路、建城、服兵役，但这些征调如果与农时冲突，就会导致农业减产，进而导致民众贫困。荀子 先生以「勿夺其时」为底线，要求国家的一切征调都不能侵犯农时——这是一种以农业生产力为优先的经济理性。[27.55] 论免役制度是这一原则的具体操作化。
「立大学，设庠序」——建立最高学府（大学），设置地方学校（庠、序）。「庠序」是古代地方教育机构的通称，庠属于乡，序属于州。大学与庠序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系——这是 荀子 先生「教」之政策的制度保障。在先秦语境中，「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道德培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场所——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礼仪、音乐、射术、驾车等六艺，同时接受儒学经典的熏陶。
「修六礼，明七教」——修习六种礼仪，阐明七种教化。「六礼」通常指冠、婚、丧、祭、射、朝六种基本礼仪，涵盖了人生和社会的主要场景。「七教」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说法，通常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种关系的教化准则。荀子 先生将礼与教并列，暗示教育的核心内容不是知识而是礼仪——学习的目标不是积累信息，而是内化行为规范。
「《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引用《诗经·小雅·绵蛮》。「饮之食之」对应「富之」，「教之诲之」对应「道之」。荀子 先生以《诗经》的权威来确认自己的论证：古之圣王的治民之道就是先让他们吃饱喝足（富），再教导和开化他们（教）——二者合一，「王事具矣」。
「王事具矣」——王者的事业至此完备。这四个字的语气极为自信和果断。荀子 先生没有说「王事大致如此」或「王事的主要方面」，而是说「具矣」——完备了，没有遗漏。这意味着在他看来，治国的核心就是「富」与「教」两件事——其他一切政策（军事、外交、法律）都是这两件事的延伸和手段。这种极度的精简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洞察：政治最终要回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物质生存和精神秩序。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此章与 [27.50] 形成因果关系：[27.50] 论人才识别（国宝国妖），本章论人才生成的土壤——如果没有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完备的教育体系，国宝从何而来？敬宝、爱器、任用、除妖是人才管理的策略，而富民教民则是人才供给的前提。一个国家如果只知道管理人才而不知道培育人才，最终会面临「无宝可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