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读先秦“自然”，第一步是把今天的成见搁下。现代汉语“自然”多指山川草木、天地万物构成的客观世界（相当于西文 nature），这是近代译语沉淀下来的用法。先秦的“自然”不是这个意思。就构词言，“自”是自己、自身，“然”是“如此”“这样”（“然”本是指示之词，如“不然”“果然”）；合起来，“自然”即“自己如此”“本来如此”，指某物出于自身、非由外力造作安排而呈现的状态。它是一个描述“如何存在”的词，而不是指称“某一片存在物”的名词。

把握这一分别至关重要。说“百姓皆谓我自然”，不是说百姓称我为自然界，而是说百姓都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并非谁的功劳；说“道法自然”，不是说道效法自然界，而是说道以它自己如此的样子为法。凡先秦“自然”，几乎都可用“自己如此”去替换而文意通顺，反之若代入“自然界”则处处扞格。这个词由老子拈出而赋予哲学分量，其后成为道家标识性的概念之一，与“无为”相辅而行。

因此，“自然”在先秦不是一个与“人”相对的对象领域，而是一种存在与运作的方式：不待外求、不假造作、如其本然。理解道家，须先在这一点上校准，否则“道法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诸语都会被读歪。

“自然”在《老子》仅五见，却处处关要，合观可得其义。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好的治理不着痕迹，事情办成了，百姓只觉得本来如此，并不归功于在上者——治之极致正在于让人不觉其治。二十三章“希言自然”：少发号令、不以政令扰民，才合于自己如此之道；言令愈繁，去自然愈远。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与德之所以被尊贵，不是因为有谁下令封赐，而是它们本来如此、无待外命。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所为，只是辅助万物顺其自己如此地生长，而不敢以己意妄加造作。

第五处即纲领所在——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句的读法极易生误。“道法自然”并非说在道之上另有一个叫“自然”的更高者为道所效法；若如此，则道不复为最高，与老子全书相违。正解是：道无所取法，它只以自身如此为法。王弼注得明白：“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所谓法自然，即于万物之自己如此无所违逆。故“道法自然”是说道的运作即是让一切如其本然，此语落在道上，而不是在道外树一实体。

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简《老子》甲组已见“道法自然”与“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字句与传世本大体相合。这把“自然”一义的确立，实实在在地推到了战国中期以前，为老子学说之古老提供了出土实证。

庄子承老子而把“自然”更多落在应物与治身上，其枢纽是一个“因”字——顺任而不强加。《应帝王》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顺着物的自己如此，不掺入一己的成见私意，天下自然而治。《德充符》说“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常顺其本然，而不以人为去增益、去添造它本没有的东西。“益生”在庄子是贬词，指以人力强加于生命之本然，反足以害之；与之相对的“因自然”，则是不添不减、任其自尔。

由此，“自然”在庄子那里既是宇宙的运作方式，也是理想的应世态度。天地万物“莫之为而常自然”，没有谁在背后主宰安排，而一切自尔运行；人若能去其成心与私意，因任物之自然，便能与化为一、逍遥无待。这与他的齐物、无待、丧我诸义相贯：所谓修养，正是层层剥除人为的造作与分别，回到“自己如此”的本然。故庄子之“自然”，落点在破除人为、顺化任真，较之老子更富于精神境界与工夫论的色彩。

在道家义理中，“自然”与“无为”是一体之两面，互为表里。“自然”是就万物一边说：万物本来自己如此，不待造作。“无为”是就人（尤其圣人、君主）一边说：正因万物能自己如此，人便不应以私意妄加干预，而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故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槁木死灰般的消极，而是“为而不恃”“辅而不宰”——去掉那些违逆物性、强加造作的“妄为”，让万物之自然得以顺遂。老子“道恒无为，而万物将自化”（郭店简作“道恒亡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正把“无为”与“自化”“自然”系于一处。

可见二者不可偏废：只讲自然而不落于无为，则自然无由保全；只讲无为而不明其所以，则无为易流为惰废。道家的分寸在于——认定万物有其自己如此之理，故人当收敛造作之私，以“不为主”的方式成全之。这一“因任自然”的智慧，既是治身的工夫，也是治国的原则，后来被黄老一系发展为“因循”之术，成为君人南面的理论。

儒道对“自然”并非全无相通之处。《论语·阳货》载孔子之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发一言，而四时自行、百物自生——这已触及“莫之为而常自然”的意味，孔子借以说明圣人可以不言而教、以身示范。就“天不言而万物自行”这一层，儒道确有交会：都承认天地有其不待言说、不假造作的运行。

然而重心迥异。儒家纵然体认天之不言，其归宿仍在“人能弘道”、在人文之“为”：孔子叹天不言，是要弟子于无言处体认那当行之理，进而自觉地修德、行礼、化民成俗。人对于天地之序，不是一味顺任，而要“赞天地之化育”，以礼乐人文成就之。道家则相反，重心在“因”与“不敢为”：以为人为的造作、名教的施设，恰恰扰乱了万物之自然，故主张损之又损、辅而不宰，宁使百姓“皆谓我自然”。一者要在自然之上挺立人文之“为”，一者要收敛人为以全物之“自然”——这正是儒道分野最深的一处。明乎此，则“天何言哉”与“道法自然”虽字面相邻，其归趣实判然有别。

“自然”一义在后世繁衍甚广：魏晋玄学以“自然”与“名教”对举，围绕二者能否会通展开长久论辩，郭象更以“独化”“自尔”把自然推向极致；道教则把“自然”纳入其宇宙论与修炼论，尊“自然”几如至上之则。至近代，“自然”被用以对译西文 nature，遂渐以“自然界”为主流义，先秦“自己如此”之古义反而隐晦。凡此流变皆出先秦之外。返其本始，先秦“自然”始终是一个描述存在方式的词——自己如此、本来如此；老子以之为道之运作的纲领，庄子畅发为顺物任真的境界，二者共同奠定了道家最具标识性的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