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名无固宜与名有固善

3.1 名从约定中来

3.1.1 约定俗成谓之宜

第八段是全篇关于名的性质最集中的表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前两句讲的是同一件事：名与实之间，没有天然固定的对应。为什么把这个动物叫牛而不叫马？没有理由，只是约定。约定了，大家都这么用，习惯了，就是「宜」，就是合适；跟约定不一样的，就是「不宜」。名与实的关系是人约出来的，不是天生的。

这一点说起来平常，在先秦却是一个大胆的立场。因为它意味着，名本身不带任何神圣性。名是工具，工具的好坏在于用得顺不顺手，而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来历。荀子先生用「约」字来说名，与他用「伪」字来说礼是一样的思路：礼是圣人制作的，名是众人约定的，二者都是人为，都不是天降。

3.1.2 物谓之而然

庄子先生在《齐物论》里说过几乎同样的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路是人走出来的，物是人叫出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大家说它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因为大家说它不是那样。

「物谓之而然」与「约定俗成谓之宜」，是一个洞见的两种表达。庄子先生看到了名的约定性，荀子先生也看到了。两人都不认为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认为名是人加于物的。就这一层而言，儒道两家在名的性质上没有分歧。

但两人从这个共同的前提出发，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3.1.3 齐是非与一民

庄子先生从「物谓之而然」推出的是：既然名是人叫的，那么彼此的是非也是人叫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因此不必固执于任何一方的名和是非，应当「和之以天倪」，「休乎天钧」，让各种说法各安其位而不互相压倒。名的约定性在庄子先生那里成了消解名的理由。名既然是约定的，就不必太当真。

荀子先生从「约定俗成谓之宜」推出的却是：既然名是约定的，那么约定就必须有人来守；守约的人就是王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破坏约定的就是「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名的约定性在荀子先生那里成了执掌名的理由。名既然是约定的，就更要认真守约，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替它撑腰。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岔。同样承认名是人为的，一个说「所以不必执着」，一个说「所以必须严守」。差别不在对名的认识，而在对人的期待。庄子先生期待人能超出名去看道；荀子先生期待人能凭着名去行道。庄子先生看到名的相对，便劝人放下；荀子先生看到名的相对，便劝人拿稳。

这两种态度并非不能并存。人在辩论中，需要荀子先生的严守；人在独处时，需要庄子先生的放下。荀子先生自己在《解蔽》篇里也说「虚壹而静」，说人心要能虚，才能容纳新的知，这与庄子先生的「心斋」有相通之处。只是《正名》一篇，是为王者写的，所以只讲严守，不讲放下。

3.2 名有固善

3.2.1 宜与善的不对称

第八段有一个微妙之处，常被忽略：前两句说「名无固宜」「名无固实」，第三句却说「名有固善」。宜是没有固定的，实是没有固定的，善却是有固定的。

这个不对称是有意的。荀子先生并不认为名完全是任意的。名与实的对应是约定的，但在诸多可能的约定之中，有的好，有的不好。好的标准是「径易而不拂」：直截，容易，不别扭。一个名，如果说出来人立刻明白，用起来不与其他名冲突，不需要费力解释，那就是善名。反之，绕来绕去、容易混淆、用起来别扭的，就是不善的名。

这就是说，名的约定性不等于名的随意性。约定有优劣，优劣的标准不来自约定本身，而来自名的功用：名是用来「指实」「喻志」的，能顺畅地指实喻志的名，就是善名。

3.2.2 伪之中有善

这一层意思，与荀子先生的性伪之说是同一个理路。《性恶》篇说：「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礼义是圣人制作的，是伪，不是性。但荀子先生从不因为礼义是伪，就说礼义可以随意制作。相反，礼义有极严格的理据，《礼论》篇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礼的每一个节文都有它的道理。

名亦如此。名是伪，是「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的东西。但伪之中有善有不善，正如礼有得有失。荀子先生用「名有固善」这一句，把名从纯粹的约定中拉回了一步：约定的名，仍然要接受「善不善」的评判。这个评判的根据，是名能不能顺畅地完成它的功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荀子先生思想的一个基本格局：人为的东西，并不因为是人为的就失去了标准；标准在人为之中，而不在人为之外。天不给标准，但人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什么做法更顺、更通、更不拂。这就是善。

3.2.3 径易而不拂

「径易而不拂」三个字，也值得停一停。径是直，易是容易，不拂是不违逆。这三个字讲的是名与心之间的关系。一个善名，是心一听就通的名，是心用起来不打结的名。名的善，最终是由心来判定的。

这就把名的问题引到了心上。第十一段说「心也者，道之工宰也」，第五段说「心有徵知」。名要靠心来接受、来运用、来判断。一个名是否径易而不拂，不是名自己能决定的，是心在使用它的时候感受到的。荀子先生在讲名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心。

3.3 约定的边界

3.3.1 谁来约定

既然名是约定的，就有一个问题：谁有资格约定？第三段的答案是明确的：「王者之制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制名。但王者也不是凭空制名，他要「循于旧名，作于新名」，在既成的约定基础上增补。

普通人的位置是什么？是守约。「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民不制名，但民守名。这不是压制，而是分工。名是公共的秤，秤由官府校准，百姓使用。百姓若人人都可以私改秤，秤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分工与孔子先生「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相呼应。君子命名，必须使这个名可以说得通、可以做得到。命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权利。王者制名的权力，来自他对名的通达与实行负有的责任。

3.3.2 约定不是任意

约定的名，仍然要「稽实」。这是约定的第一重边界：名可以约，但约了之后要能对着实去查。一个约定如果无法查验，比如说「山渊平」，山和渊在某种极端的视角下可以说平，但对着天官去查，山高渊低，人人可见，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

约定的第二重边界，是不与既有的约定冲突。第六段说「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单名和兼名如果不互相妨碍，可以共用。反过来，如果一个新名与旧名冲突，使人「疑惑」，使人「多辨讼」，这个新名就是「奇辞」，就是应当禁止的。

约定的第三重边界，是善。约定之中，取其径易而不拂者。荀子先生没有给出一套挑选善名的程序，但他给出了标准。有标准，就不是任意。

3.3.3 与老子先生的一层对照

老子先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常道；可以叫出来的名，不是常名。老子先生对名的态度，比庄子先生还要谨慎。他不是说名可以放下，而是说名根本够不到道。

荀子先生并不否认这一点。《正名》全篇讲的都是「名」如何指「实」，从来没有说名可以指「道」。第十一段「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道在心之上，名在辞之下。名与道之间隔着辞、说、心三层。名所能做的，是让实各归其位；道是心所合的，不是名所指的。

所以荀子先生与老子先生在名与道的关系上，并无根本冲突。老子先生说名够不到道，荀子先生也没有让名去够道。两人的差别在于：老子先生因为名够不到道，所以对名说得很少；荀子先生虽然知道名够不到道，仍然要把名说清楚，因为治天下需要名。这是圣人与王者的分别，是道家的退与儒家的进的分别，不是对与错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