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是后世教育论中固定的四字语，先秦传世文献没有这四字成句。它用来概括孔子在《论语》中针对弟子气质、志向和过失分别回答、分别要求的做法。“材”不只指智力，也包括性情、处境、已有功夫与可发展的方向；“施教”则不只是传授知识，还包括劝进、抑制、纠偏和引导成德。

这个概念有两层边界。一方面，孔门教学不把所有人塞进同一进度，故同一问题可有不同答案；另一方面，因材并非迎合偏好，更不是把人固定为某种类型。弟子的共同目标仍是学礼、行义、成君子，差异只影响抵达目标的路径、次序和当下功课。

《论语·先进》记子路、冉有同时问“闻斯行诸”，孔子先答子路“有父兄在”，再因公西华追问而说明冉有“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一问题一进一退，正显示教法以学生的偏向为依据：退缩者需鼓励实行，勇进而少顾虑者反要节制。回答的差异不是孔子自相矛盾，而是使每个人接近合宜。

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说明教学内容须考虑理解能力；但这句话不应被用来永久划分人的高下。学习可以改变资质，教师也须判断时机。因材施教因此包含诊断和动态调整，而非一次性的等级标签。

孔子把因人而答置于日常问学中：弟子问仁、问政、问孝，答案往往随其性情和处境而转。他既重启发，也重示范，要求弟子自己“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因材施教在孔子那里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共同的仁礼目标通过不同工夫落实。

孟子更常从人性善端和道德扩充谈教化。他认为人人有仁义礼智之端，教育应顺其善而引导扩充；但不同人可能因物欲、习染和志气而有失养之处，所以“求放心”、立志和居仁由义的功课并不一样。孟子的“教亦多术”也说明教育者不能只用一种方法，时而正面启发，时而反躬自省。

荀子强调性恶与后天人为，因材施教在他那里更依赖师法、礼义和积习。他重视“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主张教师根据学习者的器用、志趣和阶段安排训练，同时以共同规范矫正偏欲。三家都承认差异与可塑性并存，孔子突出情境问答，孟子突出善端扩充，荀子突出制度化训练。

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相辅相成：有教无类规定入教资格不以类别预先排除，因材施教规定入教之后不能无视差异。它也与“循循然善诱人”相连，好的引导要给学生可承受的次序，而不是把教师的答案一次倾倒。

因材施教与放任自流有别。教师须根据学生的病处选择方法，却不能任其把短处当本性；因材也不等于迎合天资而取消礼义要求。孔门的“长善救失”同时包含肯定和纠偏，最终仍要使人形成能够自我判断、反求诸己的君子人格。

宋代以后，学者常以“因材施教”概括孔子教学，明清书院与近代教育论又把它发展为课程分层、启发教学等原则。现代教育学赋予“材”更多心理与能力测量含义，但这些并非《论语》原有术语。回到先秦材料，应以因人而答、循序诱导和共同德性目标理解其思想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