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道也屡迁：变易的哲学

「迁」字的分量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之后，紧接着便是「为道也屡迁」。书不可远，而书中之道却屡屡迁徙——这两句连读，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悖论：最应当亲近的东西，恰恰是最不肯停留的东西。你要相守的，是一个永远在移动的对象。

「迁」在先秦语汇中是个有方向感、有身体感的字。《诗·小雅·伐木》曰：「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鸟自幽谷迁往乔木，是处所的改换，也是境界的升进。《孟子·滕文公上》引此诗而申之曰：「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可见「迁」可以有升降两向，而先秦君子尤重「迁善」一义。《论语·雍也》记孔子称颜回「不迁怒，不贰过」，《易·益·象传》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迁善改过，正是把「迁」纳入了德性工夫。而《系辞》此处说「为道也屡迁」，则是把「迁」提升为道自身的品格：不是人迁就道，而是道本身在迁。道不驻留于任何一卦一爻、一辞一象之中；它在这里显现，随即又移向别处。「屡」字尤须着眼——不是一迁而定，而是迁而又迁，无有穷已。

这与《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一语正相呼应。生生者，生而又生；屡迁者，迁而又迁。「生生」自天地造化一面言之，「屡迁」自书中之道一面言之，其实一也。天地之化不肯留停：「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系辞下传》）往来相推，即是天地之屡迁。《易》既然「与天地准」，其道自然也随天地而屡迁。书是写定的，道却是活动的；文字有尽，而文字所指的变化无尽。「为道也屡迁」五字，等于预先告诫读者：你手中的这卷竹帛，不是道的居所，只是道的行踪。

逝者如斯：儒家对流变的体认

先秦儒家对世界之流变，有极深切的体认。《论语·子罕》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叹，历来读者闻之心动。川流不舍昼夜，既是伤逝，也是赞叹——赞叹天地之化健行不息。《象传》释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行所以为「健」，正在其无一息之停；君子法天，故亦不息。可见在儒家眼中，流变不是需要克服的缺憾，而是天道生生之常态。万物若不迁，则春不得为夏，穑不得为获，少不得为长，天地便成一潭死水。《孟子·离娄下》记孟子答徐子问「仲尼亟称于水」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水之不舍昼夜，正因其有本；道之屡迁，正因其有源。屡迁不是漂泊无根，而是有本者的盈科而进。

《易》全书的结构本身就是对屡迁的摹写。六十四卦以乾坤始，以既济、未济终。既济者，事之成也；然《易》不终于既济，而必以未济殿后——渡而未渡，成而未成，终而复始。未济《彖传》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六爻皆不当位而犹言亨，正见《易》道不许有一个封闭的终局。天地之化无终局，故《易》书亦无终局；书无终局，故其道屡迁而不可执。《序卦》之意（其排列本身即先秦传《易》者之旧），以「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收束全书，这是对「屡迁」二字最庄严的注脚。

屡迁与常道：变中之不变

然而先秦思想言变，从不是单纯地歌颂流动。变的背后有不变者在，屡迁的背后有所以迁者在。《系辞上传》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又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系辞下传》）天下之动至赜至繁，而皆「贞夫一」——正定于一个统宗。道之屡迁，迁的是其显现之所，不迁的是其生生之德。譬如日月：日月无一刻不移，而日月之「贞明」未尝一日废。四时无一刻不迁，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序未尝一岁乱。《荀子·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行之「常」，不是静止之常，而是运行之常——常常在动，动得有常。这一层意思，是理解「屡迁」而不流于「无常」的关键。此章后文既言「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又言「既有典常」，正是要在这两端之间往复：无常者其迹，有常者其则。

《老子》于此有极精的表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万物芸芸并作，是屡迁；各归其根，是有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则妄作而凶。《易》复卦《彖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阳来复于群阴之下，正是在最幽晦的迁流之中，见出那不迁的生意。儒道两家于此若合符节：变化不可止，而变化自有其归复之常；圣人观变，正为知常。

「屡迁」对读者意味着什么

「为道也屡迁」不仅是对道的描述，更是对读法的规定。既然道屡迁，则读《易》便不能守株待兔。同一句爻辞，在不同的时位下指向不同的方向。《左传》所记先秦筮例，最能见此。襄公九年，穆姜始往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若按辞直断，「随，元亨利贞，无咎」乃大吉之占。然穆姜自省曰：「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同一「随」卦，在史官口中是速出之吉，在穆姜自审之下是必死之凶——不是辞变了，是辞之所指随人随事而迁。穆姜之明，正在她懂得「为道也屡迁」：占辞不是判决书，而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照镜者自己的德与位。又如昭公十二年，南蒯将叛，筮遇坤之比，得「黄裳元吉」，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且夫《易》，不可以占险。」黄裳元吉之辞未尝不吉，然道已迁矣——迁到了「忠信」与「险」的分界上。以险事叩之，吉辞即成空文。这两个先秦故事，等于是「为道也屡迁」的活注：《易》之道不停留在字面上，它随着问者之德、问者之事而移动其锋芒。

由此可知，「屡迁」二字实已埋下此章后文「不可为典要」的伏笔。道既屡迁，则任何把《易》辞固定为一部吉凶对照表的做法，都是刻舟求剑。《庄子》书中有一个意象与此绝相发明。《天运》篇记师金论礼义法度曰：「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又曰：「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舟行于水则利，推于陆则窒；先王之陈迹守于当年则治，胶于后世则乱。道屡迁而人守其迹，正如推舟于陆。《易》之作者深知此病，故于书中预置解药：先自道破「为道也屡迁」，令读者永远不敢把手中之书当作道本身。书是舟，道是水；水屡迁，故操舟者之心亦须屡迁。

屡迁之道与三才之动

更进一层说，「屡迁」之所以为《易》道的本色，是因为《易》所写的对象——天、地、人三才——无一是静物。《系辞下传》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天道有昼夜寒暑之迁，地道有刚柔燥湿之迁，人道有穷达进退之迁。三才皆动，六爻乃随之而动。《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相摩，柔刚相推，仁义随时而措——三才之道各自成对，成对故有往来，有往来故有屡迁。一卦六爻，便是三才之迁在符号中的缩影。读《易》者面对的从来不是六根静止的线条，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定格；下一瞬，它就要变作别卦。此意到下一节「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便全幅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