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度：规则与裁量，两国交错通过

5.1 政策的波幅本身是一项成本

老子先生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又说「躁则失君」。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失了这个，轻浮和躁动就会反过来做主。

把中国四十七年的宏观政策画成一条曲线，看到的是一串持续放大的振荡：一九八八年抢购风潮，接一九八九年治理整顿；一九九二年南巡后的过热，接一九九三年的约法三章；二〇〇九年的信贷井喷，接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一年把存款准备金率推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的棚改货币化，接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的去杠杆；二〇二〇年的救急，接二〇二一年的三道红线。

每一次松都在为下一次紧备料，每一次紧都在为下一次松积压需求，而振幅一次比一次大。

这就是「躁」。而要讲清楚的关键是：政策的波幅本身是一项成本，而且这项成本从不出现在任何一张统计表上。 它表现为企业不敢做五年规划，表现为居民不敢做二十年的购房决策，表现为所有人都在猜下一个转弯什么时候来——而猜测本身消耗了本该用于生产的注意力。

这里不能简单地拿老子先生去反对宏观调控。二〇〇八年不出手，后果更坏；两千万人返乡的时候讲无为，是不负责任的。

老子先生真正说到点上的是第四十八章那句：「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无事」是规则，「有事」是相机抉择。常态应当靠制度运转，而不是靠不断出手。这和现代宏观经济学里「规则对抗裁量」的争论，是同一个命题的两种表述——只不过老子先生早了两千多年，而且说得更简洁。

5.2 大制不割

中国货币政策还有一个独有的病灶，要单独讲：从总量转向结构。

二〇一四年以来，央行创设了大量结构性工具：抵押补充贷款、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每一根水管单看都有理由，合起来是把一个统一的货币环境切成了无数块定向灌溉区。

它的问题有三层。

第一层：定向信贷补贴的本质是财政补贴，但它不入预算、不经人大审议。这是财政纪律的一个漏洞，而且是以货币政策的名义开的。

第二层：它预设了央行有能力识别哪个部门该得到资源。这是一个很强的认识论假设，强到需要被质疑。

第三层：它把信用风险和分配责任塞进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污染了那张本应最干净的表。

老子先生第二十八章有四个字：「大制不割。」

最好的制度是整全的、不切割的。它靠普遍适用的规则运转，而不靠一处一策的裁量。这四个字放在这里不是修辞，是判断。

而对照一下美国就更清楚：二〇二〇年美联储也创设了一堆紧急工具，其中一些同样触碰了信用风险的边界。但区别在于，美国的那些工具带有明确的日落条款，而且真的日落了。中国的结构性工具是不断增加、鲜少退出的。

临时工具不退出，就变成了永久的产业政策，而央行就成了第二财政。 这是一条需要认真对待的界线。

老子先生还说过「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令宽厚，百姓反而淳厚；政令苛细，百姓反而狡黠残缺。房地产调控从三道红线到保交楼到白名单，政策越来越精细，而市场主体越来越不敢动——精细不等于有效，精细有时正是不可预期的来源。

5.3 反者道之动

而最有意思的是：在「规则与裁量」这条轴上，中美两国这些年正在相向而行、交错通过。

美国是从规则滑向裁量。沃尔克是规则的极致——一个不可动摇的承诺压服了整个市场的预期。格林斯潘把裁量制度化。二〇二〇年美联储直接买公司债，跨过了一条线。二〇二一年误判。二〇二五年，关税朝令夕改，央行承受前所未有的政治施压，框架五年两改。

中国则刚从裁量起步走向规则。二〇二四年下半年确立七天期逆回购为主要政策利率，收窄利率走廊，启动国债买卖；年底货币政策定调十四年来首次改为「适度宽松」；二〇二五年赤字率按百分之四左右安排，突破了运行二十多年的百分之三。

老子先生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

事物走到一端，就开始向另一端转化。这四个字在这里不是修辞，是给一个真实的拐点命名：最讲规则的一方正在放弃规则，最不讲规则的一方开始建立规则。 而两边都还没学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