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口径、权责与契约

7.1 借来的三个百分点

孔子先生论政，最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章要打三个具体的靶子。

第一个靶子：赤字率百分之三这条红线。

这个数字出自一九九二年欧盟的条约。它的制度前提非常具体：多个主权国家共用一个中央银行，而各国财政独立。 在这样的安排下，任何一国超额举债，通胀成本由全体分担，收益归自己——这是标准的搭便车问题，所以需要一条硬约束。

而中国是单一主权国家，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政府债务基本是本币内债。上述三个前提，一个都不成立。这条规则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但它在中国被当成天条运行了二十多年。二〇二五年赤字率按百分之四左右安排，是分税制以来最高，才算迟到的一次正名。

而它的副作用，指向一条制度经济学的通则：约束若错了位置，不会减少行为，只会改变行为的形态，并且让它更难监督。

显性赤字被卡在百分之三，扩张就转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融资平台。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广财政赤字口径，中国近年的广义赤字率多在两位数。所以「中国财政还有空间」和「中国财政已经很积极」这两句话都对，差别只在用哪本账。

第二个靶子：四本账与一次被忽略的巨大紧缩。

中国有四本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而公众和媒体只盯着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率。

土地出让收入躺在政府性基金预算里。它从二〇二一年的约八点七万亿元掉到二〇二四年的约四点八七万亿元，降幅超过四成。

这是过去三年中国最大的一次财政收缩，规模远超任何一项主动的减税或增支——而它完全不进入公众唯一盯住的那个指标。

用一个盖不住实情的口径去管理宏观，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最昂贵的一次演示。

第三个靶子：改了收入的实，没改支出的名。

一九九四年改的是收入划分。支出责任的划分，至今没有真正动过。 二〇一六年才出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意见，进展迟缓。

今天，地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约百分之八十五，而地方本级收入只占约百分之五十四。三十个百分点的缺口靠转移支付填补，二〇二四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超过十万亿元。

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养老这类人口高度流动、外溢性极强的公共品，按财政学的标准结论本应由中央承担——因为由地方提供，受益者会流走，地方就没有激励充分供给。中国却把它们大量压在县一级，于是许多县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不足三成，年年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边缘。

土地财政、融资平台、隐性债务，这三样东西都是从这道缺口里长出来的，不是地方的德性问题。

孔子先生说「君君、臣臣」，讲的是各安其位、各当其责。名就是事权划分，实就是财力配置。中国改了实，没改名。

7.2 债务上限：免而无耻的标本

美国有一个与此对称的制度笑话。

债务上限并不控制支出——支出早已由拨款法案决定了。它控制的是「为已经决定的支出融资」。这相当于吃完饭之后，再来争论要不要付账。

结果是：二〇一一年主权评级被下调，多次政府关门，每一次都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而债务一次也没有被真正约束过。

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丹麦有债务上限这种制度，而丹麦把上限设得极高，从不触发。

这是孔子先生那句「民免而无耻」最完整的标本。不是不遵守，是遵守的方式变成了技巧：临时决议、非常规措施、最后一刻提高上限。规则还在，约束早就没了。

7.3 不透明的债务为什么更危险

现在可以问一个反直觉但很硬的问题：透明的高债务和不透明的高债务，哪一个更危险？

表面上美国更显眼：赤字率一目了然，债务比率一目了然，三大评级机构轮番下调。中国的显性政府债务率低得多。

但答案是后者更危险，理由不是道德，是价格。

不透明的债务无法被定价，因而无法被出清。 城投债的定价长期锚定的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现金流。风险不进价格，就只能攒在某一天里一次性爆出来，最后靠行政方式统一处置。

透明的债务会被市场持续惩罚，而惩罚是一种反馈机制。 一九九三年克林顿被债券市场逼着加税——那个年代流传着一句名言：有人说他死后想转世成债券市场，因为它能吓住所有人。一九九四年的债市剧震，二〇一一年的降级，二〇二二年英国的迷你预算被国债市场在一周之内推翻。这些都很痛，但痛是信号，信号逼迫调整。

中国真正缺的不是纪律，是这个反馈回路。 在地方债务膨胀的整个过程里，没有任何一个价格信号发出过警报。

所以「名」的最深含义在这里：账要按真实的样子记，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价格能够起作用。 价格是分散知识的传递机制，而错误的口径会让价格失灵。失灵的价格，比没有价格更坏——因为它还在，还在被人当真。

7.4 信其名而不信其契

由此推出一个反直觉的判断。

所谓城投「信仰」，其本质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契：债权人相信的不是合同上写的那家公司，而是合同背后那句没有写出来的话。

因此，二〇一八年之后打破刚性兑付，在义理上根本不是失信，恰恰是正名——是把契约还给契约，让写出来的字算数。

而二〇二四年的十万亿方案，本质也不是「还钱」，是把债的名分理清：把高息、短期、模糊的债，换成低息、长期、清晰的债。

老子先生第七十九章说得极准：「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圣人拿着契约的一半而不去逼债，这叫「司契」；像税吏一样上门追讨，这叫「司彻」。债务重整应当是责任与期限的重新匹配，不是道德审判——这一点对中国的化债是有指导意义的。

但同一章的第一句先说了：和解了大的怨，必定还有余怨。 只要一九九四年那道事权缺口不补，怨就还在。化债买来的是时间，不是解药。

这里还要翻一个流俗的案。地方债务经常被说成是「乱花钱」，但更准确的分析是：那些债的资产端不是空的。 它们对应着世界第一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电网、城市管网——是看得见的实物资产，只是现金流回报低于融资成本。

所以真正的错误是融资方式，而不是投资决策。 用五到七年的债——非标准化融资的期限更短——去做三十到五十年回报期的资产，这是期限错配。三十年回报的资产就该用三十年的债去融，而且应该由能发三十年债的主体来发。

这样看，二〇二四年底中央加杠杆的技术含义就不是救急，而是纠正一次持续了二十年的期限错配。

7.5 防火墙只挡得住它被写下时想象的那种入侵

最后一个判断，同时适用于两国：制度性的防火墙，只能挡住它被写下来时所想象的那一种入侵。

中国的防火墙是一九九五年央行法第二十九条。它挡住了「财政向央行直接透支」这一种形态，但它从未定义什么是「准财政」。 于是扩张换了一条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融资平台、抵押补充贷款、结构性再贷款。棚改那条链——央行到国开行到地方到拆迁户到房企到土地出让金——就是中国版的赤字货币化，只是没走正门。

美国的防火墙是一九五一年那份协议。它挡住了「财政部下命令」这一种形态，但它挡不住规模本身施压。 当净利息支出破万亿，加息就自动变成了一项财政决策——不需要任何人下命令，算术自己会说话。

两道墙都只挡住了立法者当年能想象的那种入侵。而财政对货币的压力是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