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人，通常据《史记·孔子世家》定其生卒为前551年至前479年。《史记》称其先世出于宋，又记父叔梁纥、母颜氏；这些世系材料与后来的谱牒叙述并不完全相同，宜以传统记载看待。孔子幼年丧父，家境并不显贵，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生活在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与卿大夫竞逐的时代，而鲁国保存周礼传统，也为他的礼学关怀提供了切近背景。

孔子早年曾任管理仓廪、畜牧一类小吏。《史记》又叙其后来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并参与政事；具体官历的次序与细节多赖《孔子世家》，《论语》本身只保留若干与鲁政有关的言论，故不能把后世完整传记的每一环节都视作无争议史实。约五十余岁以后，他离鲁周游卫、曹、宋、陈、蔡等地，希望诸侯采纳其政教主张，屡遭困顿而未能大用。晚年返鲁，继续讲学整理旧闻。其子孔鲤及颜回、子路先后去世，孔子亦于鲁哀公十六年卒。

孔子以前已有贵族教育传统，他的重要之处，在于以相对开放的方式聚徒讲学，把礼乐、德行与政治连成一体。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所重不只出身，更在求学者是否有志。所谓“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表明施教不应以既成类别封闭人的可能。《论语·先进》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列举弟子，显示孔门并非整齐划一。

孔子常从具体问答进入。同一个“仁”字，答颜渊以“克己复礼”，答仲弓以敬恕，答司马牛以慎言，转示不同实践面向。他要求学习与思考往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诗、书、礼、乐既是教材，也是养成言语情感与行为分寸的途径。孔子删定六经之说主要由《史记》等系统化；较稳妥的说法，是他重视并传习《诗》《书》与礼乐，不必把现存经典定本全归于一人。

孔子的政治理想不是单靠刑罚维持秩序。他以北辰作比，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又把政事的基础归结为足食、足兵与民信，并在权衡时以民信为最后不可弃者。德治并不等于取消制度，而是要求执政者以自身行为取得正当性，再通过礼乐形成可持续的秩序。他答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意在使名位与责任相称，而不只是要求下位者单向服从。

周游列国使这些主张经历现实检验。孔子在卫与诸弟子论政，在陈蔡之间遭厄，也曾面对隐者对于出仕的讥评。他明知理想难行，却不愿彻底退隐；《论语》所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旁观评价，共同表现了进退之间的紧张。其政治态度并非无条件依附君主：对于违礼之举，他屡加批评；对季氏僭用天子礼乐，则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责问。孔子所求，是在既有名分中恢复责任、节制权力，并使政治重新承担养民与教民之责。

“仁”是孔子论人的核心，却没有一条穷尽其义的抽象定义。樊迟问仁，孔子答“爱人”（《论语·颜渊》）；子贡问是否有一言可以终身奉行，他举“恕”，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仁由亲近的人伦关系起步，又能推向对他人的体认；它既是情感，也须落实为持续的自我约束、忠恕和担当。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强调成德不能只待外在条件，而从当下意愿与行动开始。

礼为仁提供可见的形式与尺度。颜渊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继而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说明身心各面的操持（《论语·颜渊》）。这里的礼承接周代仪制，却不只是仪节；若缺少内在敬意，礼便失去根本，所以孔子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与礼由此相互成全：仁防止礼沦为空文，礼则使仁获得合宜、可共同遵守的表达。

孔子以“君子”指向这种成德人格。君子“喻于义”，不以利害作为唯一尺度；又应“和而不同”，能够与人相处而不放弃判断。成德不是自我孤立，孝悌、交友、事君与教学都是检验品格的场域。孔子也承认过程漫长，自述十五志学，三十而立，直至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礼的规范经由学习内化，最终使欲望与合宜不再彼此牵扯，这一自述呈现了孔子修身论的时间维度。

孔子谈天命，既保留周代宗教语言，又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可以承担的道德实践。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在匡地遇险时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显示他把文化使命置于超越个人成败的秩序中。但他很少铺陈鬼神世界，子路问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则答“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不是简单否认祭祀，而是把认识和实践的优先次序落在人事。

在知识问题上，孔子反对假装全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真正的知包含对自身限度的清醒，也须转为行动。他赞许温故知新，要求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并把好学与改过相连。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述”并非机械复古；他以仁重新衡量礼，以德性重释政治，使继承本身成为选择与更新。后世常把孔子描绘成无所不知的圣人，而《论语》中的孔子仍会犹疑、悲伤、受困，也会根据弟子的差异调整回答，这种有限而不停止学习的形象更接近文本。

理解孔子首先依赖《论语》，但它是孔门后学编纂的语录与叙事汇集，各篇形成层次可能不同，并非孔子亲笔自传。孔子时而严厉，如批评宰予昼寝；时而温厚，颜回死时恸哭；他欣赏曾点浴沂咏归的志趣，也节制弟子的过度勇猛。这些片段使教师形象保持具体质感。

《左传》保存若干相关材料，《礼记》扩展孔门礼学叙述，但成书层次复杂，不能一概当作孔子原言。《史记·孔子世家》首次构成连贯传记，也吸收了战国秦汉间的传说。研究者须区分较早语录、后学阐发与传记叙事，既不否定其历史核心，也不把所有尊孔故事视为同时的事实。

战国时期，孟子承继孔子而突出仁义、性善与王道，荀子则从礼义教化重建孔子之学，两者都自认延续儒家正统，却展开不同方向。汉代以后孔子逐渐成为官学与经学传统的最高师表，历代有“先圣”“至圣先师”等尊号，曲阜孔庙祭祀制度亦日益完备；宋明儒者又从心性与义理角度重释《论语》。这些制度化和哲学化发展扩大了孔子的历史形象，但讨论先秦孔子时，仍应回到早期文献中的仁、礼、好学与为政实践，不以后起体系替代其原有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