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宪，字子思，《论语》又称“原思”，春秋末年孔子弟子。其籍贯有鲁、宋等不同说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他少孔子三十六岁，据此可约生于前515年，卒年不详。原宪的字与孔子之孙孔伋相同，后世因此常加“原氏”以区别。孔子去世后是否长期隐居、居于何地，主要依据《史记》及相近传说，不能由《论语》直接确证。

《论语·雍也》说“原思为之宰”，一般理解为原宪曾任孔子的家宰。孔子给他粟九百，他推辞；孔子叫他不要推辞，可以分给邻里乡党。这一问答一方面表现原宪不轻受禄，另一方面也显示孔子并不赞成把辞让推到绝对：所得若合宜，还可用于周济共同体。原宪在孔门中的问学则集中于《宪问》篇开头，所问“耻”与“仁”都直指为士者如何自处。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孔子答：“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句读和解释有分歧：一说不论国家有道无道都只知食禄可耻，一说有道时仕而食禄无妨，无道时仍食禄才可耻。结合先秦儒家重视出处进退的语境，后一说流传较广，但应保留异解。

《史记》又说孔子死后原宪隐居草泽，子贡乘高车、穿华服去看他，见其贫困而流露同情。原宪区分“贫”与“病”：没有财物只是贫，学道而不能实行才是病，自称贫而不病。故事突出两位同门生活道路的反差，叙事细节富有寓意，宜视为汉代以前形成的德行故事，不必把车马、衣冠等每一细节都当作可核实的履历。

原宪的言论以自我约束与政治处境相联。他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其中“克”指好胜，“伐”指自矜其功，“怨”是怨恨，“欲”是贪欲。能使四者不见于行动已经很难，孔子仍说是否达到仁，自己不知道。回答没有贬低克制，而是拒绝把仁等同于几种欲念的消极不发；仁还涉及更积极、广泛的待人实践。

问耻章则把领取俸禄放到政治秩序中衡量。食禄本身不是羞耻，关键是任职是否合于道、能否履行责任。辞粟章又提醒，廉介不等于一概拒绝资源。把三章合看，原宪关切的是德行能否经得起名利和处境的检验；《史记》的贫病之辨进一步把价值落在“学道而能行”，并非把贫困本身神圣化。

《论语》中的原宪并非只会安贫的隐士。他担任过家宰，认真追问俸禄、出处、欲望与仁的界线，孔子对他既有肯定也有纠正。《史记》则集中刻画其贫居守道，并以富有而多能的子贡作对照，使“贫而非病”成为人物标志。这种形象符合先秦两汉间对清士的想象，但若只讲拒仕守贫，便会遮蔽《论语》中他曾任事、问政德的一面。

原宪后来进入孔庙从祀，唐宋间获封，明代改称“先贤原子”。后世文章常把他与颜回并举为安贫乐道的典型，也以他和子贡的相见讨论贫富与人格。此类评价多沿用《史记》塑造的清介形象；在先秦思想范围内，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耻感衡量仕禄、以克制追问仁，并接受孔子对道德尺度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