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尽意：先秦共同的困境

「易者象也」的宣言，若孤立地看，只是对一部书的定性；若置于先秦思想关于言说与意义的整体困境之中，便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这个困境，《系辞上传》以孔子之口道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写不尽口说，口说传不尽心意。意在人心之中幽渺流动，一落言诠，便被词句的框架切割固定，遗漏、走样、僵化随之而生。

这不是《系辞》作者一人的私忧。《论语·阳货》记孔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愕然：「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答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晚年的这一叹息，是对言教局限的深切自觉：弟子们记诵夫子之言，而夫子深恐他们得其言而失其所以言。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天以「行」与「生」显示自身，那是一种比言语更可靠的显示。孔子欲效天之无言，正是欲以行事示人、以显现代替陈述。《论语》又记：「子曰：辞达而已矣。」辞的本分只在达意，达则止，不容增饰——这句话既是对文辞的节制，也暗含着对文辞的警惕：辞是仆役而非主人，一旦文胜于质、辞掩其意，便是本末倒置。

道家于此致意更深。《老子》开卷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言说的道，已非那恒常之道；可以命名的名，已非那恒常之名。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与道之间，横着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裂缝。《庄子·天道》讲轮扁斫轮的故事：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曰，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斫轮之妙，「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技艺之精微不可言传，况道乎？故曰：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君之所读者，糟魄而已。《庄子·秋水》又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言只能及物之粗，意可以致物之精，而道超乎精粗之表，言意俱不能至。

儒道两家，一忧言之不尽意，一断言之必不及道，深浅有差，而共同面对的是同一个裂缝：人心所领会的意义，超出了语言所能承载的容量。这个裂缝若不能弥合，则一切经典、一切教化、一切传承都将成为轮扁所讥的「糟魄」。先秦思想必须回答：意义如何可能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