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吉凶生而悔吝著：祸福之几与忧患之心

生与著：两个动词的分寸

本章末句：「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这个「是故」是章内的第二个「是故」：前一个承第二章而起本章之定义，此一个承本章之定义而收其效验——正因易是象、象是像、彖是材、爻是效动，所以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

细味「生」「著」二字的分别，最见《系辞》文字之精。吉凶曰生：生者，从无而有，事态的成毁得失，是在动的过程中生出来的实际结果。悔吝曰著：著者，从隐而显，悔恨与羞吝本是心中隐微之情、事上未大之疵，借爻象之辞而彰著于人前。一「生」一「著」，一在事而一在心，一为果而一为兆。《系辞上传》早有界说：「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失得是已成之局，故曰生；小疵是将大未大之瑕，故曰著。《系辞下传》第一章又说：「吉凶者，贞胜者也。」吉凶相争而以正者胜，是动之终局；而悔吝居于吉凶之间，是动之中途——由悔而改则趋吉，由吝而遂则趋凶。故先儒论此四字之序，实为一个循环的机制：吉而自满则吝，吝而不改则凶；凶而知惧则悔，悔而能改则吉。悔者，凶而趋吉之门；吝者，吉而趋凶之阶。

这个机制之「著」于易象，正是《周易》全书对人最深的恩惠。吉凶之生，人人能见——事成事败，谁则不知；悔吝之著，非易不能。当人踌躇满志之际，谁肯自见其吝？当人文过遂非之际，谁肯自发其悔？易象以三百八十四种动之情境，把悔吝的萌芽一一显影：「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屯六三）——贪禽而无向导，其吝在贪；「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六三）——非所困而困，名必辱，其凶在妄。观象者于此照见自身：我之此念，非即鹿无虞乎？我之此往，非据于蒺藜乎？悔吝既著于象，人乃得于吉凶未生之先自反自改。此《系辞》所以言「震无咎者存乎悔」（《上传》）——震惧而知悔，则咎可无；又言「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下传》）——一部易道，归结于「无咎」二字，而无咎之门，正是那被象彰著出来的悔。

吉凶生乎动，而其柄在人

「吉凶生而悔吝著」上承「爻也者效天下之动」，其义脉是：动生吉凶，爻效其动，故爻象一立而吉凶之理生、悔吝之几著。这里有一个先秦思想史上的大关节，须郑重拈出：吉凶生于「动」，而不是生于「命」的单方面降临，也不是生于鬼神的喜怒。这是《周易》之为忧患之书而非媚神之书的根本所在。

殷人尚鬼，率民以事神；一部殷墟卜辞的世界，吉凶悬于帝与祖先之予夺。周人革命，于天命有了全新的领会。《尚书·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诗·大雅·文王》曰「天命靡常」，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命不再是无条件的眷顾，而是随德而迁的动态关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吉凶的枢纽，遂从神意一端移向人之动止一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闵子马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昭公十八年，郑国将火，或劝子产用宝玉禳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遂不禳，而郑亦不复火。史嚚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数百年间，这条把吉凶之柄从神收归于人的思想线索，绵延不绝，而《系辞》「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正是这条线索在易学中的定音之锤：吉凶不是降下来的，是「生」出来的——从人的动中、从动与时位之顺逆中生出来的。

故《周易》之占，与媚神之卜貌同而心异。媚神者问神意之予夺，观象者审己动之顺逆。《系辞下传》论易之兴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历数九卦之德——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处忧患而修此九德，是易教之实。忧患云者，正是吉凶在己不在神的心理形态：若吉凶在神，则人但当恐惧祈禳；唯吉凶在己之动，人乃须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忧患是自由者的心情。《论语》记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非不知幽明之故，而以人事生道为先——此与易象之以人动为吉凶之枢，同一血脉。《荀子·天论》推至其极：「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吉凶在应不在天——荀卿此论，可谓「吉凶生乎动」的最彻底表述。

象、占与德行：吉凶机制中的三重进路

然则易象之示吉凶，于人之修为究竟如何发用？先秦文献所见，约有三重进路，浅深不同，而皆本于此章之机制。

第一重，以占决疑。事之疑而不能决者，揲蓍观象，以爻辞之吉凶为行止之参。此用最古，《左传》《国语》所载筮例多属之。然即在此最古老的层面，先秦人已立下一条铁则：占不胜德。《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筮辞明明许其「无咎」，穆姜自断无其德则辞不为我设——占辞之吉，须以德为前提而后有效。又昭公十二年，南蒯将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易不可以占险——存心险恶者，虽得吉占而必败。这两则筮例，把「吉凶生乎动」的义理演为活的案例：象辞所示之吉凶，是「动而有德」这一条件下的吉凶；条件不具，占辞如空券。

第二重，观象修省。不待有疑而占，平居观象玩辞，以象自照。六十四卦《大象传》，全为此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六十四条「君子以」，无一语及占，全是即象而修德。观乾象而自问吾之健进不息乎，观谦象而自问吾之持满能损乎。象在此不是决疑之具，而是照德之镜。吉凶悔吝之几，日日于镜中自照自察，则凶咎消于未形——此正「悔吝著」之最上乘用法：著于象而消于心。

第三重，穷理知命。至于圣者，则由象而洞彻吉凶生成之全理，「乐天知命，故不忧」（《系辞上传》）。此境非侥幸于吉，乃是深知吉凶之生皆有其理路，顺理而动，成败皆安。孔子在陈绝粮，曰「君子固穷」；在匡被围，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非听命——知命者尽道而不立岩墙，正是把「吉凶生乎动」之理行到尽处：可修者尽修之（不立岩墙），不可必者安受之（顺受其正）。至此，吉凶悔吝之名虽在，而其扰乱人心之力已尽消——「善为易者不占」，其斯之谓与。

三重进路，如登阶然：始借象以决疑，继借象以修省，终与象俱化而乐天知命。而三者共同的地基，即本章末句所立：吉凶生于动，悔吝著于象。若吉凶不生于动而降于命，则修省无用；若悔吝不著于象，则修省无门。一句收束之辞，实为先秦德行之学在易中的总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