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卦：官司可以占理，却不可以打到底

1. 饮食必有讼：争端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序卦》把讼卦接在需卦后面，只用了一句话：「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需是等待，等的是雨，是饭，是活下去的资粮。可资粮有限，等的人不止一个，于是就有了争。《序卦》没有说「争必有讼」，说的是「饮食必有讼」，把讼的根子一直挖到吃饭这件事上。人不是天生好斗，是先要吃，吃不够，才斗。

先秦人对这一点看得很平实。《荀子·礼论》开篇就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欲、求、争、乱、穷，五个字一环扣一环，中间那个「争」就是讼的前身。荀子的解法是「分」，把度量分界画清楚，各人知道哪一份是自己的，争就少了。《韩非子·五蠹》从另一头说同一件事：「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到了后世，「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不讲人性，只讲人口和物产的比例，比例变了，争就来了。两家的路数不同，看到的起点是一样的：讼不是道德问题，先是一个饭碗问题。

《墨子·尚同上》讲得更往前推一步。「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多了，各有各的「义」，「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于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说的「异义」，不只是利益，还包括各人认定的是非。两个人各自觉得自己有理，这就是讼的另一个源头。荀子看到的是财货不够分，墨子看到的是道理不统一，两者合起来，恰好是一场官司的两面：争的是东西，说的是道理。

《杂卦》给讼卦下的判语是「讼，不亲也」。三个字，说的是讼的结果。不管谁输谁赢，打过官司的人之间，亲不起来了。需卦《杂卦》说「不进也」，讼卦说「不亲也」，一个是停在原地，一个是走到了对面。需与讼互为倒转，六爻上下颠倒，需卦的等待翻过来，就是讼卦的对峙。

2. 天与水违行：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讼卦乾上坎下。《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乾为天，坎为水。天在上，水在下，看起来各安其位，与需卦的水在天上比起来，倒像是更寻常的一幅图。可《象》说这是「违行」。天的运行是向上的、向外的，水的性子是向下的、向低处走的。《孟子·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离娄下》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水只知道往下流，往低处填，填满了再往前走。天呢，《荀子·天论》说「天行有常」，它自己转自己的。一个在上面自转，一个在下面自流，两者走的路一开始就不在一起，越走越远。这就是「违行」。需卦是水在天上，水气蒸腾上去，等着落下来，天与水还有一个相遇的盼头；讼卦水已经落到底下了，天还在上面，两下里各走各的，再也碰不到一起。

《彖》从卦德上讲这个象：「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说卦》「乾，健也」「坎，陷也」，乾是刚健，坎是险陷。「险而健」三个字可以从两面读。一面是说一个人内里藏着险，外面又刚强，这样的人一定要跟人争到底，于是有讼。另一面是说处在险境之中却还要强行前进，不肯退让，也会有讼。两种读法都通，而且指向同一种人：心里有一个坎，脚下却不肯停。《论语·阳货》说「色厉而内荏」是一种小人，讼卦说的这种人恰好倒过来，内里不荏而是险，外面不只厉而且健，比色厉内荏更难对付。

《象》给君子的教训不在讼上，在讼之前：「作事谋始。」做一件事，在开头就把可能引起争端的地方想清楚。这不是教人打官司，是教人不要走到打官司那一步。《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没有征兆的时候最容易谋划，乱还没起的时候最容易治理。讼卦的《大象》与《老子》这句话，用的是同一个思路。

先秦制度里有很多「谋始」的做法。《周礼·地官·质人》掌管市场买卖，「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大宗交易立长券，小宗交易立短券，买卖两方各执一半。《秋官·司约》管的是更大的约定：「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重大的契约刻在宗庙的礼器上，日后有争讼，就开藏取出来对证。契约的用处，正是在事情开头的时候把话说死，免得日后各执一词。《礼记·曲礼上》说「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是事前的规矩，讼是事后的补救，先秦人的次序很清楚，规矩在前，争讼在后。《象传》「作事谋始」四个字，就是把这个次序点出来。

3. 有孚窒惕：占理的人为什么反而要害怕

讼卦卦辞：「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有孚」是有信、有实。这个「孚」字，《尚书·吕刑》用得最切：「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原告被告双方到齐，法官听双方的陈述，陈述经过核实可信了，才定罪。「简孚」就是核验属实。讼卦卦辞的「有孚」，说的是打官司的人手里有实据，占着理。可紧接着两个字是「窒惕」。窒是塞，《诗·豳风·七月》「穹窒熏鼠」，把老鼠洞堵死叫窒。有理却被堵住了，说不出去，或者说出去了没人听，这叫「有孚窒」。惕是警惧，乾卦九三「夕惕若厉」的那个惕。

有理的人为什么要惕？因为讼这件事，有理不等于能赢，赢了也不等于是好事。《诗·召南·行露》里有一个女子，被人强逼成婚，对方还要拿官司来压她：「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你说雀没有角，那它凭什么穿透我的屋顶？你说你没有妻室，那你凭什么把我告到官府？就算你告了我，我也不认这门亲。这个女子是有理的一方，可是她被告了，她要到官府去对质，要面对一个未必公正的听讼者。她的理没有堵住对方的嘴，反而是对方的讼堵住了她的路。这就是「有孚窒」。诗的末句「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是她在窒中的惕，是她知道形势不利还咬着牙不松口。

《彖》解释「有孚窒惕中吉」，说是「刚来而得中也」。指的是九二，一个阳爻居在下卦的中位。它有实，所以是「有孚」；它在坎险之中，所以「窒」；它知道自己身在险中，所以「惕」；它守住了中，所以「吉」。这个「中」不是折中，是不过头。有理的人最容易过头，觉得理在我这边，就要争到底，争到底就是「终凶」。《彖》说「终凶，讼不可成也」。「成」是成就、完成，把一场官司打到底、打出个结果来，就是「成」。《彖》说这件事做不得。

为什么不可成？《老子》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大的怨仇就算和解了，也一定留下余怨，这怎么能算好？所以圣人手里握着契约的左半边，却不去逼迫对方兑现。「执左契」就是有孚，手里有凭据；「不责于人」就是不把讼打到底。老子不是说不要凭据，是说有了凭据也不要用尽。凭据握在手里是「中」，凭据用尽了是「终」。讼卦卦辞和老子这段话，说的是一件事的两种讲法。

《论语·颜渊》记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审案子，我跟别人差不多，要说有什么志向，是让人不用打官司。《大学》引了这句话，又补了一句：「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没有实情的人不敢把假话说完，是因为民心敬畏，这叫知道根本。孔子的「无讼」不是禁止人告状，是让人心里有所畏，不敢拿虚辞来讼。这和讼卦「终凶」是一条路上的两个站：孔子站在听讼者一边，希望讼不起来；卦辞站在讼者一边，告诉他讼起来了也不要打到底。

4. 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谁来听讼，以及不要在讼里冒险

卦辞后半「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彖》解作「尚中正也」「入于渊也」。

「大人」在讼卦里，是听讼的人。一场官司的走向，很大程度不在两造，而在坐在上面听的那个人。《彖》说「尚中正」，讼卦九五阳爻居上卦中位，又是阳爻居阳位，中而且正，这是听讼者应有的样子。《尚书·吕刑》讲听讼的资格：「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不是能言善辩的人可以断狱，是良善的人才可以断狱，一切都在一个「中」字上。《吕刑》还列了「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听讼者有五种毛病：畏惧权势，挟私报复，受内亲请托，收受财货，接受说情。五种都犯不得，「其罪惟均」，法官犯了这五条，罪与被告相同。

先秦的听讼制度，也把听讼者的责任看得很重。《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听他的话，看他的脸色，察他的呼吸，看他听问话时的反应，看他的眼神。五听是要求听讼者自己用功，不是把责任推给两造。《大司寇》还有一条：「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孤寡老幼有冤情，长官不给上达，可以到朝门外的肺石上站三天，有专人听他的话，上报，并且治那个长官的罪。这就是让最弱的人也能「见大人」。《左传》庄公十年，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与齐国一战，庄公说了三条，前两条曹刿都否了，第三条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大小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查明，也一定按实情处理。一个国君能做到这一点，国人才肯为他打仗。听讼是政事的根本，先秦人是这样看的。

「不利涉大川」，《彖》说是「入于渊也」。涉大川是冒险做大事，讼卦下体是坎，坎为水为险，在讼的局面里去涉大川，是自己往深渊里走。这一句和「利见大人」正相对：讼的时候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找到一个中正的人把是非说清楚；不能做的事是趁着讼的势头去干别的。一场官司打起来，人的心气容易鼓得很高，觉得占了理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时候最容易「入于渊」。

《左传》里有一桩案子，把「大人」的分量显得很清楚。昭公十四年，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主审的士景伯出使楚国去了，叔鱼代理。韩宣子命令了断这桩旧案，罪本来在雍子一方，雍子把女儿嫁给叔鱼，叔鱼就把罪判给了邢侯。邢侯大怒，在朝廷上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韩宣子问叔向该怎么定罪，叔向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雍子知道自己理亏，用贿赂买一个「直」；叔鱼卖官司；邢侯擅自杀人。三个人同罪，活着的处死，死了的陈尸。叔向引《夏书》「昏、墨、贼，杀」，说这是皋陶之刑。孔子听说之后称叔向「古之遗直也」，说他「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叔鱼是叔向的亲弟弟。

这桩案子里，两造是邢侯和雍子，先有一个不中正的听讼者叔鱼，讼于是变成了杀；后有一个中正的听讼者叔向，杀才重新回到法度里来。「久而无成」四个字，正是讼卦《彖》「讼不可成」的另一面：一场讼拖到久而无成，就要往凶里走。而最后能收拾局面的，只有一个「大人」。

5. 不永所事：初六，事情不要拖长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初六是讼的开头，阴爻居最下，柔弱无位，没有资本把讼打大。爻辞不说「不永所讼」，说「不永所事」，用的是「事」字，这里有意思。在初六这个位置，事情还没有成为「讼」，只是一件有争议的「事」。不把这件事拖长，它就停在事的阶段，不会长成讼。《象》把话说穿了：「讼不可长也。」

「小有言」，是有一点口舌之争，有一点被人说的话。初六不可能全身而退，既然有了争议，总有几句难听的话要听。但《象》说「其辩明也」，小的口舌是可以说清楚的。这和卦辞「有孚」相呼应：初六有实，所以经得起说，说几句就明白了。《诗·行露》那个女子面对的其实就是初六的局面：她被告了，「速我狱」「速我讼」，可她的应对是一句「亦不女从」，不承认，不纠缠，把话说完就完了。她没有反过来去告对方，没有把事拖长。这就是「不永所事」。

初六的「终吉」，是讼卦六爻里第一个「吉」，也是最容易得到的一个。它不需要赢，只需要不拖。先秦人讲事情的开头，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不长」。《左传》隐公六年，陈国不肯与郑国讲和，君子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恶的东西不能让它长大，「长恶不悛，从自及也」，任由恶长而不改，祸就要落到自己头上。讼是恶的一种，让它长起来，最后伤到的一定是自己。初六位卑，能做的事不多，但「不永」恰好是位卑的人最能做的事。

6. 归而逋：九二，自下讼上，退回到三百户的小邑里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九二是《彖》所说「刚来而得中」的那一爻，有孚，有实，在下卦坎的中央。它与九五相对，九五是尊位，也是阳爻，两阳相对，不相应。九二要讼的对象就是九五。《象》说「自下讼上」，一个居下位的人去告一个居上位的人，这就是九二的处境。

「不克讼」，官司打不赢。不是因为没理，是因为对方是上。「归而逋」，回家去，躲起来。逋是逃亡，《尚书·牧誓》数商纣的罪，说他「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收留四方逃亡的罪人。「归而逋」的意思是退回自己的封邑里去避祸。「其邑人三百户」，他的封邑只有三百户人家。《论语·公冶长》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是大夫的规模，三百户是很小的一个邑。九二退到这样一个小邑里，「无眚」。眚是过失招来的灾。《尚书·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因过失而致灾的可以赦免，明知故犯的要用刑。九二退回小邑，是承认自己过了头，把摊子收小，这样才能「无眚」。

《象》说「患至掇也」。掇是拾取。「自下讼上」的祸患，是自己弯腰拾来的。这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在。《左传》襄公十年记了一桩「自下讼上」的案子。周王室的王叔陈生和伯舆争政，周灵王偏向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奔，走到黄河边被王召回，但他不肯回朝。晋国派士匄来平定王室，王叔和伯舆在王庭对讼，双方各派一个家臣出面。王叔的家宰说，伯舆是「筚门闺窦之人」，寒门出身，如今都欺凌到上面来了，这让上面的人怎么当。伯舆的大夫瑕禽答道：「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当年平王东迁，我们七姓跟着王来，王依靠我们，赐盟说世世代代不失去职分。「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如今王叔执政，政事靠贿赂办成，刑罚放纵到宠臣身上。他最后说了一句：「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下面的人如果得不到公道，还谈什么正？士匄让双方「合要」，把各自的契券拿出来核对，「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拿不出凭据。王叔奔晋。

这桩案子有两层可看。一层是王叔，他是上，是执政，却在讼里输给了下，因为他「不能举其契」，没有孚。另一层是瑕禽那句「下而无直，则何谓正」。下面的人去讼上面的人，不是没有理，有时候理全在下面。但讼卦九二不说「有理没理」，说的是「不克」。有理而不克，这才是「自下讼上」最难受的地方。王叔案的结果算好的，因为有一个士匄坐在中间，而且王叔自己没有孚。换一个局面，下面有理有据，上面却握着权势，那就不是「奔晋」这么简单了。

《左传》成公十七年，晋国的郤犨和一个叫长鱼矫的人争田，郤犨把长鱼矫抓起来，「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连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铐在一根车辕上。长鱼矫后来得了晋厉公的宠，率人在朝廷上杀了郤锜、郤犨、郤至，三郤之族一日而灭。这是一个反过来的例子：郤犨是上，他在争田里「克」了，把下面的人踩到了底，可祸患也就从这里拾了起来。九二「归而逋」的教训，不只是给下面的人看的，上面的人如果不给下面留退路，「患至掇也」这四个字也会落到他头上。

7. 食旧德：六三，靠祖上的旧业过日子，不去争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六三阴爻居阳位，夹在九二和九四两个阳爻之间，上应上九。它自己没有争的本钱，处境不安。爻辞给它指的路是「食旧德」。食是享用，德是祖上传下来的功业和禄位。「食旧德」就是靠祖上留下的那一份过日子，不去另外争。

先秦贵族的禄位是世袭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到晋国，范宣子问他什么是「死而不朽」，还自夸范氏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有官守。穆叔说：「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保住姓氏，守住宗庙，世代不断祭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世禄是大禄，但穆叔不把它算作不朽，因为那是祖上的，不是自己的。「食旧德」就是「世禄」，六三守着这份祖业，安分地吃着。

「贞厉」，守正，但有危险。危险从哪里来？六三处在两个阳爻中间，上面的九四、下面的九二都在讼，它自己不讼，但周围都是讼的气氛，稍不留神就被卷进去。守着旧德不动，看起来消极，实际上是要顶住周围的压力，这就是「厉」。可只要顶住了，「终吉」。

前面王叔陈生案里，瑕禽为伯舆辩护，靠的正是「食旧德」。他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拿出的是祖上跟随平王东迁的功劳和「世世无失职」的盟约。伯舆一方之所以能在讼中站住，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多强，是因为他们守着一份旧德，而且这份旧德有契可举。六三的「食旧德」，是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祖上已经确定的那一份上，不去争新的。争新的就要涉大川，就要入于渊。

「或从王事，无成」，与坤卦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几乎是同一句话，只是少了「有终」两个字。跟随君上去做事，不要自己居功。坤六三说「无成有终」，是有一个好结尾；讼六三只说「无成」，因为在讼卦的局面里，连「有终」都不敢许。《象》把六三的吉归结为「从上吉也」，跟随上面的人，不自己出头，这是六三在讼卦里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8. 复即命，渝安贞：九四，回头改主意的人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四是阳爻居阴位，刚而不正，与初六相应。初六是柔弱的一方，九四本来是可以去欺它的。九四的「不克讼」和九二的「不克讼」用字一样，处境却不同。九二是自下讼上，打不赢是因为对方势大；九四是刚居阴位，本身就不正，打不赢是因为自己理亏。所以九二的出路是「归而逋」，退回小邑躲起来；九四的出路是「复即命」，回头去就正理。

「命」在这里是正理、正命，是事情本来应当的样子。「即」是就、趋向。「复即命」，从讼的路上折回来，重新走到正理上去。「渝」是改变。《诗·郑风·羔裘》「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是拼了命也不改；《左传》桓公元年「渝盟无享国」，是背弃盟约。「渝」本身没有好坏，看改的是什么。九四要改的是自己讼的心，把争的心改成「安贞」，安于正。改了，就吉。《象》说「不失也」，什么都没有失去。一个人放弃一场官司，看起来是输了，实际上一点没输，因为他本来就不该讼。

《左传》成公十一年有一个恰好可以对照的例子。晋国的郤至和周王室争鄇田，周简王派刘康公、单襄公到晋国去讼。郤至说：「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温地是我们郤氏的旧邑，所以不敢丢。刘子、单子说：当年周克商，苏忿生以温为司寇，苏氏后来投了狄，又不能与狄相处，逃到卫国。襄王慰劳晋文公，把温赐给了晋，狐氏、阳氏先后住过，然后才轮到你。「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如果要追究「故」，那这是王室的邑，你怎么能拿到手？「晋侯使郤至勿敢争。」晋厉公命令郤至不许再争。

郤至说「吾故也」，他也是在讲旧德，可他的旧德往上追，追出一个更旧的旧德来，是王室的。这时候他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争，一条是「复即命」。晋侯替他做了选择。这一次郤至没有失去什么。但成公十七年三郤之难，郤至和郤犨、郤锜一起死在朝廷上，罪名之一就是「郤氏其不免乎」的骄横。一次被人按下去的「复即命」，并没有变成他自己的「渝安贞」。九四的「渝」要自己渝，别人替你渝的，不算数。

9. 讼，元吉：九五，唯一大吉的一爻，吉在听讼的人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整个讼卦，只有九五说「元吉」。而九五爻辞只有一个「讼」字。它不是讼的一方，它是听讼的那个人，是卦辞里的「大人」。阳爻居上卦中位，又是阳位，中而且正，这是听讼者最好的位置。《象》说「以中正也」，元吉的原因就在这四个字上。

中正的听讼者是什么样的？先秦文献里最完整的描写在《尚书·吕刑》。听讼要「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双方到齐，听取五种陈述；要「五辞简孚」，核实之后才能定罪；要「惟貌有稽」，察言观色都要有根据；要避开「五过之疵」；还要「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明智的人用刑，各种各样的说辞都归到五刑的标准上去衡量，全都在「中」，才有福庆。《吕刑》通篇反复说一个「中」字，「罔非在中」「咸中有庆」「非佞折狱，惟良折狱」，与讼卦九五《象》的「以中正也」，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九五的元吉不是给某一方的。对九二来说，九五是它讼不过的上；对九四来说，九五是它「复即命」要回去的那个「命」。九五坐在那里，不偏向任何一方，两造的是非才有地方安放。前面昭公十四年邢侯雍子案，叔鱼「鬻狱」，是一个不中正的九五，讼于是变成了朝廷上的血案；叔向「三人同罪」，是一个中正的九五，才把血案重新收回到法度里。孔子称叔向「古之遗直」，「直」就是不偏。九五的元吉，是叔向那种人的元吉。

先秦人对听讼者的期待还不止于断案公平，更在于用听讼来止讼。《周礼·秋官·大司寇》有一条制度：「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要告状的人先要交一束箭，打官司的先要交三十斤铜，然后才受理。这不是为了收钱，是让人在讼之前先掂一掂，值不值得。《大司寇》把这一条写作「禁民讼」，禁的意思是节制，不是禁止。九五的中正，一半在于断得公，一半在于让人知道讼不是随便可以打的。

10. 鞶带三褫：上九，官司打赢了，赏赐一天之内被剥掉三次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是讼的终点，阳爻居讼之极，是那个把讼打到底、而且打赢了的人。「或锡之鞶带」，也许会有人赐给他鞶带。鞶是大带，是贵族礼服的一部分。《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谏鲁桓公不要把郜国的大鼎放进太庙，历数礼服上的每一样东西各自表明什么：「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鞶带是「昭其数」的，表示等级和身份。《礼记·内则》说「男鞶革，女鞶丝」，男子的鞶用皮革。一个人因为讼而受赐鞶带，是讼赢了，得了赏，升了等。

「终朝三褫之」，一个早上被剥去三次。褫是剥夺衣服。刚刚赐下的鞶带，一天之内三次被剥掉。爻辞不说他犯了什么错，只说三褫。因讼而得的东西，来路本身就不稳，得了也守不住。《象》说：「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凭着打官司得到的官服，也不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整个讼卦的落点。讼不是不可以赢，是赢了也没有荣耀。

前面提到的元咺，是这一爻最好的注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成公在城濮之战前出奔，元咺奉卫侯的弟弟叔武留守。卫侯听信谗言，杀了元咺留在身边为质的儿子元角，元咺「不废命」，照样奉叔武守国。卫侯回国时，前驱的人杀了叔武。元咺出奔晋国，到晋文公那里去告卫侯。这年冬天温之会，「卫侯与元咺讼，宁武子为辅，针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针庄子，谓宁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寘诸深室。」元咺讼赢了，卫侯的代理人一个被杀一个被刖，卫侯本人被押到京师关起来。「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元咺回国，另立新君，这是他的鞶带。

僖公三十年，晋国放了卫侯。卫侯派人贿赂卫国的周歂、冶廑，说「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两人杀了元咺和公子瑕。从温之会到元咺被杀，前后两年。他讼的是他的君，他有理，他的儿子被杀了，叔武被杀了，他自己「不废命」，理全在他这边，而且他赢了。可《象》说的是「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因为自下讼上，因为把讼打到底，他得到的那个「服」从一开始就是悬着的。卫侯一回国，服就褫了，连命一起褫了。

上九与初六是讼卦的两头。初六「不永所事」，事没有长成讼，终吉；上九讼到底、讼到赢，反而三褫。中间九二「归而逋」，九四「复即命」，六三「食旧德」，三条路都是往回走。整个讼卦六爻里，除了九五是听讼的人，其余五爻的出路只有一个方向：退。退得早的吉，退得晚的无眚、不失，不退的，赢了也是凶。

11. 讼不可成：从「必也使无讼」回看整卦

把讼卦从头到尾再走一遍。《序卦》说讼从饮食来，《杂卦》说讼的结果是不亲。卦象是天与水违行，《大象》教人作事谋始。卦辞说有孚窒惕，占理的人也要害怕，中吉终凶，打到底就是凶；利见大人，找一个中正的人；不利涉大川，不要趁讼冒险。六爻里五爻讲讼者，一爻讲听讼者，讼者的出路全在退，听讼者的元吉全在中正。

《彖》最要紧的一句是「讼不可成也」。讼可以有，不可以成。这不是说讼是错的。《行露》那个女子，元咺，伯舆一方的七姓，都是有理的人，他们的讼不是错的。可《易》看的不是一时的是非，是事情走到头会怎样。一场讼打到底，就算赢了，「不亲」已经种下，「三褫」已经在路上。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讼打到最后，余怨是消不掉的。

春秋晚期有一场关于讼的争论，恰好可以放在这里收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把刑法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晋国的叔向写信责备他：「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先王根据事情本身来裁断，不制定成文的刑法，就是怕百姓生出争心。「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百姓知道有法条，就不再敬畏上面的人，都生出争心来，拿法条当依据，侥幸求胜，那就没法治理了。「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锥子尖那么一点点的利益，都要争到底，案子越来越多，贿赂到处流行。子产回信只说了一句：「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照您说的，我没有本事顾及子孙，我是为了救眼前的世道。

叔向和子产都是春秋最有见识的人，他们争的正是讼卦的问题。叔向看到的是「争心」，是「徼幸以成之」，成文法让人觉得讼可以成，可以打赢，于是人人去争锥刀之末，这是《彖》「讼不可成」的忧虑。子产看到的是世道已经如此，与其让人无所依据地争，不如给他们一个可以「见大人」的依据，这是卦辞「利见大人」的用意。两个人都没有错，他们站在讼卦的两头说话。孔子后来听说晋国也铸了刑鼎，说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立场更近叔向。可孔子自己说的「必也使无讼乎」，也不是靠不铸刑鼎做到的，是靠「大畏民志」，靠让人心里有一个不敢妄讼的分寸。

《韩非子·难一》记了一个舜的故事，说历山的农夫互相侵占田界，舜去那里耕田，一年之后田界都正了；河边的渔人争抢水中的高地，舜去那里打鱼，一年之后大家都让给年长的。韩非记这个故事是为了驳它，他说舜一处一处地去救败，一辈子也救不了几处，不如立法令，「一朝而正」。可他把故事留下来了。舜的办法是不讼而息争，韩非的办法是立法而定争，中间隔着几百年的世道。讼卦不站在哪一边，它只是把一场讼从起心到结局的全部走向摆出来给人看：从饮食起，到不亲止；占理要惕，打赢也凶；能退的地方全都退，退不了的找一个中正的人。天与水违行，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本来就不在一条路上。讼卦教的不是怎样把水拉到天上去，是在它们分开之前，把该说的话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