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正名之学：先秦思想的隐秘经脉

一、"名"为何是先秦之大事

"名"在先秦的地位，绝不亚于"道""仁""礼""法"等任何一个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名"是所有这些概念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名"，便没有"道"可言；没有"名"，便没有"仁"可称；没有"名"，便没有"礼"可行；没有"名"，便没有"法"可立。

这个道理，最早的觉察者，恰恰是孔子先生。

《论语·子路》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何其重要！孔子先生说得清清楚楚："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与言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与事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事与礼乐之间有必然的制度关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乐与刑罚之间有必然的治理关系；"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刑罚与民生之间有必然的生存关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名"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为什么一个名称、一个概念的正与不正，竟能牵动整个社会的运转？

答案在于：在先秦思想中，"名"不仅仅是语言符号，更是认识的框架、思维的工具、秩序的基石。当一个社会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产生混乱时，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伦理、一切行为都将失去依据。

试想：如果"君"与"臣"的名分不清，则上下之序何以维持？如果"父"与"子"的名义不明，则家庭之伦何以运行？如果"善"与"恶"的定义混淆，则赏罚之政何以施行？如果"是"与"非"的标准模糊，则人心之向何以确定？

所以孔子先生论政，首先要正名。这不是迂阔之论，而是直击根本。

二、诸子正名之异趣

然而，诸子对"名"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分歧本身，正好说明了"名"的问题有多么深刻。

孔子先生的正名，重在政治伦理的层面。他关心的是：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论语·颜渊》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四个叠词，蕴含着无限深意。前一个字是"名"，后一个字是"实"。君之所以为君，在于行君之实；臣之所以为臣，在于行臣之实。名与实必须相符，这就是正名的核心要义。

老子先生对"名"的理解则截然不同。《道德经》开篇即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先生看到了"名"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最根本的"道"是不可以用"名"来穷尽的。一旦给了名，就有了界限；有了界限，就偏离了道的本然。"无名天地之始"——在天地初开之时，万物浑然一体，没有名称，也不需要名称。"有名万物之母"——当名称出现之后，万物才被分别、被认识、被对待。

我们要追问：老子先生是否在否定"名"的价值？

并非如此。老子先生否定的是以"名"为绝对、以"名"代替"实"的做法。他警告人们：不要被名称所困，不要以为给了名就等于理解了事物本身。《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曰：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始制有名"——开始建立制度的时候，就有了名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名称既然有了，就要知道适可而止。这恰恰与荀子先生所说的"后王之成名"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制度之名的建立是必要的，但建立之后，要知道名的边界在哪里。

庄子先生则将对"名"的反思推到了极致。《庄子·齐物论》中有这样一段深刻的论述：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

庄子先生的追问振聋发聩：言语（名）真的能传达真实吗？还是言语本身就已经遮蔽了真实？道为什么被隐藏，以至于产生了真伪之分？言语为什么被固化，以至于产生了是非之辩？

这些追问，与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庄子先生怀疑"名"的可靠性，荀子先生则致力于建立"名"的规范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同一个根本问题：人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名"的介质，这层介质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还是妨碍我们认识世界？

墨子先生对"名"的态度又有不同。《墨子·经上》有一系列关于名实关系的精密定义：

名，达、类、私。

墨子先生将名分为三种：达名（最普遍的名，如"物"）、类名（类别之名，如"马"）、私名（个别之名，如专指某一匹马）。这种分类法在逻辑上极为精密，为后来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公孙龙子先生则以"白马非马"之论著称于世。《公孙龙子·白马论》曰：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看似诡辩，实则触及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名称与名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白马"这个名与"马"这个名，虽然有包含关系，但在逻辑上并不等同。这种对名实关系的精密分析，也与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形成了重要的思想对话。

三、荀子先生正名之独特地位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荀子先生的正名之学有什么独特之处？

其一，荀子先生是第一个系统地将"名"的问题从政治伦理的层面提升到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思想家。他不仅关心"名"在政治中的作用，更关心"名"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作的、如何与人的本性相关联的。

其二，荀子先生是第一个将"名"的制度史和"名"的哲学史统一起来的思想家。他追溯"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的历史，同时又深入分析"性""情""虑""伪"等概念的内涵，将历史与哲学、制度与人性打通为一个整体。

其三，荀子先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约定俗成"思想的先秦思想家。他说"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这是说名称并非天然固有，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约定形成的。这一思想在整个先秦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第三点？因为它涉及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名与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

《周易·系辞上》曰：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段话透露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即使是圣人，也承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言（名）不能完全表达思想（意），文字（书）不能完全记录语言（言）。但圣人并没有因此放弃语言和文字，而是通过"立象""设卦""系辞"等方式，尽最大努力来弥补这种不足。

这与荀子先生的态度是一致的。荀子先生既承认名的局限性（"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名是约定的，不是天然固有的），又坚持名的必要性（"后王之成名"——后世之王必须建立完善的名称体系）。

在这种既承认局限又坚持必要的辩证态度中，荀子先生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