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后王之成名：制度之名的三大源流

一、"后王"之义

在进入"刑名""爵名""文名"的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个关键概念：何为"后王"？

荀子先生频繁使用"后王"一词，这与孟子先生"法先王"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照。《孟子·离娄上》曰：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先生向后看，以尧舜为治世之典范。荀子先生则向前看，认为治世之法当取诸"后王"。《荀子·非相》曰：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为什么荀子先生要特别强调"后王"？

因为在荀子先生的思想体系中，"名"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远古的圣王虽然伟大，但他们的名称体系是简陋的、不完备的；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积累和发展，名称体系才逐渐成熟。所以"后王之成名"，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当下实践的指导。

这里面有一个深层的哲学假设：人类社会是进步的，至少在制度文明的层面是如此。名称体系的完善，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与老子先生"小国寡民"的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庄子先生"至德之世"的怀念大不相同。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进步观是从何而来的？

答案或许要从三代制度的实际演变中去寻找。从夏到商，从商到周，制度的确在不断复杂化、精密化。《尚书·酒诰》中记载了周公旦先生对商代制度的评价和改革，其中就涉及大量名实关系的调整。周初的"制礼作乐"本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正名"工程。

二、刑名从商：法度之名的渊源

"刑名从商"，这四个字背后是整个商代法律制度的缩影。

何谓"刑名"？"刑"者，法也，罚也，刑罚之法也。"刑名"即关于法律、刑罚的名称体系。荀子先生说这些名称"从商"，意味着后世所使用的法律术语和刑罚名目，主要源自商代的制度传统。

为什么刑名要从商？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字记录的王朝（甲骨文）。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法律、刑罚、审判的词汇和记录。商代的法律体系虽然与后世不同，但它为中国法律术语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尚书·盘庚》中就有关于刑罚名目的记载：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盘庚先生在迁殷时，对臣民发布的诰令中就使用了"罪""死""德""善"等法律和伦理名称。这些名称的确立和使用，是商代法律制度运作的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尚书·吕刑》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刑法起源的完整叙事：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

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追溯了"刑"的起源，从蚩尤作乱到苗民"制以刑"，从"五虐之刑"到"劓、刵、椓、黥"等具体刑名的出现。这些刑名（劓——割鼻；刵——割耳；椓——宫刑；黥——面上刺字）后来成为中国法律史上最基本的刑罚名目。

然而我们要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刑名要追溯到商，而不是追溯到更古的夏？

或许是因为商代的法律制度比夏代更为系统和成熟。《左传·昭公六年》载：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商代的法律术语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周代继承商代的法律术语，虽有增补改革，但基本框架不变。正如周代的文字系统继承了商代的甲骨文系统一样，法律名称的传承也有类似的路径。

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刑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

共工氏与颛顼帝争帝位而"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被认为是最早的"犯上""叛乱"行为的原型。而神话中对这种行为的命名和惩罚，可以视为"刑名"的原始形态。

《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先生之言：

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记忆：在远古时代，"民神杂糅"的混乱状态导致了秩序的崩溃。颛顼帝通过"绝地天通"——将天与地、神与民分开——重建了秩序。这种"分开"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正名"：天归天，地归地；神归神，民归民。各有其名，各归其位。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刑名从商"，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的含义：刑名的建立，不仅是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是宇宙秩序的需要。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本身，而是为了维护"名"所代表的秩序。

三、爵名从周：等级之名的完善

"爵名从周"，"爵"者，爵位也，封号也。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精密的爵位等级体系，这套体系的名称——公、侯、伯、子、男——成为后世爵名的基本范式。

《礼记·王制》详细记载了周代的爵位制度：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为什么爵名要从周而不从商或夏？

因为周代的封建制度是三代之中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夏代虽有诸侯，但等级体系相对简单。商代虽有"侯""伯""甸"等封号，但体系并不统一。只有到了周代，经过周公旦先生的"制礼作乐"，才建立了一套层次分明、名实相符的爵位制度。

《左传·隐公十一年》载：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这段话揭示了周代爵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爵名不仅是一个头衔，更与姓氏、土地、官职、世系紧密相连。每一个爵名背后，都有一整套制度性的安排。

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爵名？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用不同的"名"来标示不同的地位？

荀子先生在《荀子·王制》中给出了答案：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这段话极为深刻。荀子先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不是人为制造的不公，而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如果所有人的地位完全平等（"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那么就没有人可以领导他人、治理社会，其结果必然是混乱和衰败。

爵名的设立，正是为了将这种必要的差异固定下来、制度化、可辨识。"公""侯""伯""子""男"不仅仅是五个名称，更是五种社会角色、五种权利义务、五种生活方式的标志。

从上古传说来看，等级制度的建立与天地之序密切相关。《周易·序卦传》曰：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天地分上下，人间立君臣。爵名体系正是这种宇宙秩序在人间社会的投射。

《诗经·大雅·文王》唱道：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先生"在帝左右"——他既是人间之王，又与天帝相近。这种"人王"与"天帝"之间的关联，正是爵名制度的神学基础。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他承天之命；诸侯之所以有不同的爵位，是因为他们在天命秩序中占据不同的位置。

我们还要追问：周代的爵名制度与商代的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

根本区别在于：商代的封号制度偏重于军事和祭祀的功能性分类（如"侯"多指边疆守卫者，"伯"多指方国之长），而周代的爵名制度则更强调宗法和礼制的等级性排列。周代的"公侯伯子男"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每一级都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和礼仪规范。

这种从功能性到等级性的转变，反映了从商到周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变化：从以祭祀和军事为中心的神权社会，转向以宗法和礼制为中心的伦理社会。爵名的变化，正是这种社会转型的语言学标志。

四、文名从礼：人文之名的定立

"文名从礼"，"文名"即关于礼仪、文化、教化方面的名称。这些名称从"礼"而来，即源自三代以来逐渐积累完善的礼制传统。

何谓"礼"？荀子先生自己的定义最为精到。《荀子·礼论》曰：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礼的起源，在于人有欲望而必须加以节制和引导。礼的本质，是"度量分界"——给万事万物确定适当的度量和界限。而"文名"正是这种度量分界在语言层面的表现。

"文名"涵盖范围极广。试举几例：

"冠礼"之名——男子二十而冠，冠礼标志着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冠礼的各种名称（缁布冠、皮弁、爵弁等）都属于文名。

"丧礼"之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度的名称体系极为精密，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特定的亲疏关系和哀悼程度。

"祭礼"之名——禘、郊、社、稷、宗庙、春祠、夏禴、秋尝、冬蒸等，每一个名称都对应着特定的祭祀对象、时间和方式。

"乐名"——六乐（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的名称，每一个都与特定的圣王和时代相关联。

为什么这些名称如此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标签，更是行为规范。知道了"斩衰"的名称，就知道了要穿粗麻布的丧服、守丧三年；知道了"缌麻"的名称，就知道了只需穿细麻布的丧服、守丧三月。名称本身就包含着行为的指示。

《礼记·曲礼上》曰：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不威。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非礼不成""非礼不备""非礼不决""非礼不定""非礼不亲""非礼不威""非礼不诚不庄"——这一连串的"非礼不"，说明了礼在先秦社会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地位。而"文名从礼"意味着：所有这些"礼"的具体内容，都通过特定的名称体系得以传承和实施。

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文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文初祖"的时代。《周易·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此。"文明以止"——文明之光照耀之处，就是秩序停止混乱之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过观察和运用人文（礼乐教化），来化育天下。这里的"人文"与"文名"有着直接的语源关系。

《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时代的一个重要制度：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帝命夔典乐，教育贵族子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声、律，这些"文名"的确立，是礼乐教化得以实施的前提。如果没有"诗"这个名称，就无法确定什么样的表达属于"诗"的范畴；如果没有"律"这个名称，就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音高属于"律"的标准。

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文名从"礼"而不从"乐"？毕竟"礼乐"常常并提，为什么荀子先生只说"文名从礼"？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于荀子先生对礼与乐关系的独特理解。《荀子·乐论》曰：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乐的功能是"合同"——让人们和谐统一；礼的功能是"别异"——让人们各守分际。"名"的本质是"别异"——区分此与彼、这与那，所以"文名"当然要从"礼"而来。乐虽然重要，但乐追求的是"和"，不需要那么多细致的名称区分。

五、散名之加于万物：约定俗成的伟大发现

荀子先生接下来说："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这句话的含义是：那些加之于万物的普通名称（散名），遵从华夏各地已经形成的习俗和约定（成俗曲期）；对于远方有不同习俗的地方，则根据当地的习俗来沟通。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哲学命题：名称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成俗"——通过习俗而形成。"曲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约定。"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习惯，应当尊重这种差异，以此为基础来实现沟通。

为什么这个发现如此伟大？

因为在荀子先生之前，主流的思想倾向于认为名与实之间有某种天然的对应关系。名之所以为名，是因为它天然地指向了那个实体。但荀子先生在《正名》篇的另一处明确指出：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名无固宜"——名称没有天然的恰当性。"约之以命"——是通过约定来给事物命名的。"约定俗成谓之宜"——约定形成习俗之后，就被认为是恰当的了。

这段话与我们正在解读的这段文字完全呼应。"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正是"约定俗成"原则的具体应用。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荀子先生的"约定俗成"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线索或许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周易·系辞下》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伏羲氏）作八卦，是"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之后的创造行为。八卦的符号（名）与天地万物（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圣人观察之后"创作"出来的。这种"创作"本身就具有约定的性质。

再看《周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从"结绳"到"书契"（文字），这种转变也说明了名称体系是人为创造和不断演进的，而非天然固有的。

从上古神话的角度来看，名称的起源常常与"圣人命名"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相传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就是一个关于"名"的起源的神话。《吕氏春秋·君守》载：

仓颉作书。

虽然这个记载极为简略，但它所蕴含的思想是深刻的：文字（名的最稳定形式）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人（仓颉）"作"出来的。这与荀子先生"约定俗成"的思想是一致的。

更有意味的是"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句话。荀子先生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包容态度：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称系统，这是正常的，不需要强行统一。重要的是"因之而为通"——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沟通。

这种态度在先秦并不常见。许多思想家倾向于以"华夏"为中心，将"夷狄"视为未开化的存在。但荀子先生认为，"远方异俗之乡"的名称系统虽然与"诸夏"不同，但同样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沟通的基础。这种开放的文化态度，与他的"约定俗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