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以贷为本:双层银行与反复的通胀(1979—1993)

3.1 一分为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

3.1.1 从"大一统"到二级银行体制

改革开放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逐步拆分。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营外汇业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独立出来。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接手了人民银行原来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

从此,中国有了"二级银行体制":上面是专司发行和调控的中央银行,下面是办理存贷款的专业银行。用前面的比喻说,源和渠第一次分开了。

3.1.2 再贷款成为主要的放水口

源和渠分开以后,基础货币怎么流出去?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渠道是"再贷款":专业银行资金不够时向央行借款,央行把钱贷给专业银行,专业银行再贷给企业。

与此同时,1984年起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要求专业银行把吸收的存款按一定比例存入央行。最初按存款种类定了不同比例(企业存款20%、农村存款25%、储蓄存款40%),1985年统一调为10%,后来又几经调整。准备金制度一方面让央行集中了一部分资金,再通过再贷款分配出去;另一方面也成了调节银行放贷能力的一个阀门。

1985年,信贷资金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办法,专业银行有了相对独立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权,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靠上级拨指标。

3.1.3 信贷规模:有形之手的总闸

虽然有了准备金和再贷款这些"间接"工具,但这一时期真正起作用的总闸,仍然是"信贷规模控制":国家每年下达贷款增加额的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家银行、各个地区,银行放贷不得突破指标。这是计划时期直接控制方式的延续。

3.2 闸门为什么总关不严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好几轮通货膨胀:1980年前后、1985年前后、1988年,以及1993—1994年。原因很多,但从发行机制看,有几条特别值得一说。

3.2.1 "冲基数":制度设计引出的放贷冲动

1984年底发生过一件颇有代表性的事。当时传出消息,1985年各银行的贷款计划将以1984年的实际贷款数为基数来核定。结果各地银行在1984年最后两三个月竞相放贷,把基数做大,好在来年争取更多额度。这一年第四季度的贷款和现金投放都急剧膨胀,直接推高了1985年的物价。

这个例子说明,闸门是人来开的,而人会对规则作出反应。规则如果在客观上奖励"多放",闸门就关不严。孔子先生说: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各地、各行各有自己的"小利"——多争资金、多上项目、多出成绩;每一个局部的"小利"叠加起来,就成了全局的通货膨胀。

3.2.2 财政透支:单穆公先生担心的那条路

这一时期另一个口子是财政。1979—1980年,国家连续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向人民银行透支弥补,1980年物价随之明显上涨。此后虽然从1981年起恢复发行国库券,用借债代替一部分透支,但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财政向央行透支和借款仍是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

这就是计划时期所说的"财政发行",只是换了个形式。单穆公先生劝阻铸大钱时,描述过这条路的终点:

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

国家用度不足,就要从百姓那里多取。多取的办法未必是明着加税——多印钞票同样是一种"取":钱多了,物价涨了,百姓手里每一元钱能买到的东西少了,少掉的那一部分,就被拿去填了财政的窟窿。这就是常说的"通货膨胀税"。老子先生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通胀税是一种看不见的"食税"。它不经过任何表决,却实实在在地落在每一个持有现金和存款的人头上,而且越是没有别的资产可以保值的普通人,负担越重。

3.2.3 1988年:被关住的"名"一下子跑了出来

前面说过,计划时期多出来的钱以"持币待购"和储蓄的形式被藏了起来。改革以后,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银行储蓄越积越多,这是一笔巨大的潜在购买力,当时有人把它比作"笼中虎"。

1988年,国家准备加快价格改革,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史称"价格闯关"。消息传出后,人们担心物价大涨,纷纷到银行取出存款抢购商品,从彩电、冰箱到火柴、食盐,见什么买什么。这一年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18.8%。

孟子先生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价格长期被定死,名与实之间的差距被一点点积累起来;一旦放开,积压的偏离会一下子释放,而且会被人们的恐慌预期放大。

为了稳住局面,1988年9月起,银行开办"保值储蓄",对三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按物价上涨幅度给予补贴。这个办法和1949年的"折实储蓄"如出一辙:钱的"名"一旦摇动,就暂时把它重新拴在"实"上,先稳住信心。相隔近四十年,同样的办法出现了两次,说的是同一个道理——货币的信用一旦受损,恢复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相信手里的名不会脱离实。

3.2.4 1993—1994年的高通胀

1992年以后,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扩张。各地开发区遍地开花,房地产和股票热潮涌动,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银行资金通过拆借流向投机领域,信贷规模控制实际上被绕开了。财政透支、再贷款、信贷扩张几个口子同时放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1%,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3.3 小结:生财有大道

这一阶段的货币发行,本质上是"以贷为本":钱主要随着银行贷款和财政开支流出来。它比计划时期灵活得多,也确实支撑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但毛病也很明显——放水的口子太多,每个口子背后都站着急于扩张的地方、部门和企业,而总闸(信贷规模)又是一种行政指标,容易被突破、被绕开。

《大学》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财富要充足,靠的是生产的人多、耗费的人少,创造得快、用得从容。多发钱是"生"不出财富的。多发出来的只是名,名多了而实未增,只会让每一元钱变得更不值钱。八十年代几轮通胀留给后人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给闸门立下规矩,而且这规矩要硬到地方和部门都绕不过去。